陈启迈与曾国藩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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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迈与曾国藩的恩怨

咸丰五年（1855）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给朝廷递交了一份《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奏折首先称“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正是这个“三同”，使咸丰帝对曾国藩的奏折深信无疑，使陈启迈蒙冤革职有口莫辩。

陈启迈与曾国藩的恩怨，尽管史载阙如，但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中，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笔者对陈启迈被曾国藩参劾一事，拟作如下考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荷叶塘（当时属湘乡县）。父亲曾麟书，是当地有名的财主，先后17次参加童试，终生没有考上秀才，只好在家设馆授徒。曾国藩自幼随父读书。道光十三年（1833）中秀才，翌年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同年乡试中举。此后几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道光十八年（1838）才考中第38名贡士，随即参加殿试，中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后经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在京师为官，与穆彰阿、倭仁、唐鉴等名流交好。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四、五年，先后晋升侍读与侍讲学士。二十七年（1847）授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两年后任礼部右侍郎。不久又兼任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再兼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同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至安徽太和县境（今属江西），丁母丧回籍。

当时，太平军由广西攻入湖南，在永州、道州一带与湖南会党势力结合，吸收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军，人数激增，军威大振，震惊朝廷。曾国藩奉诏帮办湖南团练，于咸丰三年（1853）春天赴长沙，同时给咸丰帝上书：“治乱世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坚决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面对大股强大的太平军，他向咸丰帝献计说：“断非旧时团练所能奏功！”因此，他把办团与练勇分开，重点放在练勇上。士兵主要从农民中招募，每小股不超过500人，号称“湘勇”。在“湘勇”中私立三等法，刑法不通过府、县官员，擅权越过地方政府。不到一个月，被他抓捕的200余名所谓“莠民猾胥”，就被擅自处死了。他这样独断专行，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而且巡抚、司道等各级官员也大为不满。然而，由于朝廷百般倚仗他镇压太平军，因此对他的奏折总是言听计从，致使文武百官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凡是他所驻军之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曾国藩到长沙办团练不久，羽毛未丰，就与长沙提督鲍起豹产生了矛盾。有一次，由巡抚管理的“标兵”与“湘勇”发生争斗，一直打到曾国藩的行台（指挥部），曾国藩亲自去向巡抚申诉，巡抚只是表面上敷衍了一下，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曾国藩无可奈何，不得不移驻衡州（今衡阳）。他在衡州造船办水师，任命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等人为营官，组成湘军水师，分为10营，共5000人。另组陆军13营，任命塔齐布、周凤山为营官统领。水陆两军合计17000余人。此即显赫一时的“湘军”。

咸丰五年（1855）初，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作战，大败于湖口。不久，石达开率领百余艘轻舟，从小池口偷袭湘军，烧毁其战船百余艘；太平军首领陈玉成部再次收复汉阳；秦日纲部再次攻克武昌。湘军一败再败，曾国藩只得固守江西，两年内毫无进展。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丁父丧回籍，湘军水师交给杨载福统领，陆师由彭玉麟协理。并咨请湖北巡抚每月拨发饷银5万两，供湘军支用。不久，因太平军实力大涨，曾国藩奉旨“墨? 从戎”，由双峰复出领军。他上书咸丰帝，历陈种种艰难，要求加大职权，咸丰帝照准，次年五月至江西督师。

正是在办团练、建湘军、镇压太平军的问题上，身为江西巡抚的陈启迈，和他意见相左，不与他合作，遭到他的嫉恨与报复，直至向皇帝上书，把陈启迈削职为民。

陈启迈，字竹伯，清嘉庆二年（1797）出生于常德市鼎城区肖伍铺（今属柳叶湖）月亮山。9岁丧父，全靠母亲抚养和管教。从小发奋读书，智力超群。

嘉庆十七年（1812）考取常德府学，补府学生员。道光五年（1825）选拔入国子监。十四年举顺天乡试。二十一年（1841）会试登进士。经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此时，《大清一统志》正好已出初稿，他参与校雠。夙兴夜寐，焚膏继晷。由协修升至总纂，再擢升提调。历时九年，卓著勋劳。

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旋即简放广西江右道。不久又左迁江西按察使，数月后调直隶布政使。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接连攻克南京、镇江和扬州。陈启迈奉命出任江苏布政使，负责筹办江南清军粮饷。次年升任江西巡抚。这时，太平军先后攻占了江西若干州县。曾国藩奉命率湘军进入江西，攻打石达开部，多次要求陈启迈为湘军调拨粮饷。因湘军有恃无恐，四处掠夺，并把抢劫的财物运回家乡，用来购置田产，陈启迈对此早有所闻，加之曾经亲自筹办过粮饷，深知个中诀窍。因此，他对曾国藩催拨粮饷的要求不予理睬。后来，曾国藩为了加强江西防务，又筹办火药厂与船舶厂，派德音杭布为其特使，向陈启迈当面索要20万两饷银。陈启迈不仅没有赏脸，而且把德音杭布调侃了一番，更加激起了曾国藩的不满，蓄意伺机报复。是年四月，太平军攻陷万载，乡民彭方三自动献牛酒相迎。太平军撤走以后，当地举人彭寿颐敛资倡办团练，彭方三坚决反对，既不入团，也不捐资。彭寿颐以“馈贼阻团”为名控告彭方三，并牵连到万载知县李皓。双方争执不下，案件只好移送到省城。经审理，陈启迈认为彭方三与李皓无罪，而曾国藩则站在彭寿颐一边，坚决要求惩办彭、李二人。此案延至咸丰五年（1855）三月，曾国藩为了筹集粮饷，事前未经江西地方政府同意，擅自在驻地南康设立厘金局（地方税务局），向过往商人征收税款，引起商家的强烈不满。陈启迈认为曾国藩目中无人，越俎代庖，便联合臬司恽光辰，准备拟折上奏，告发曾国藩。恰在此时，锦江码头厘金关卡抓到了万载知县李皓的小舅子走私鸦片。曾国藩听说陈启迈也从中获利，正好抓到了把柄。于是串通德音杭布，向咸丰帝上书，参劾陈启迈“伙同他人私贩鸦片，牟取暴利”、“虚报战功”、“袒庇下属”、“留难军饷”、“凌虐缙绅”等六大罪状。咸丰帝看完奏折后大发雷霆，下令立即革职查办。一位文武兼擅的封疆大吏，就这样被曾国藩的一纸奏折参倒了。

据史料记载，陈启迈为官谦恭，礼贤下士，官衙如书斋，幕僚都能直入其内。并知人善任，平日勤于政事，案牍随到随批，从不延宕。

陈启迈革职回乡以后，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朗江书院担任讲席，培养后学，长达6年之久。接着又主修《武陵县志》48卷，约50万字。“事征其实，文去其浮”，成为传世之作。此外，还著有《霜筠阁诗文钞》、《归后斋日记》等书行世。

陈启迈与曾国藩在官场角力，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曾国藩参劾陈启迈，为了使人相信并非出自个人恩怨，自称与陈启迈“三同”，实际上并非如此。陈启迈比曾国藩大14岁，根本谈不上“同年”。陈启迈道光二十一年（1841）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则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入翰林院，两人并非“同官翰林”。至于说“同乡”，最多只能算“湖南老乡”，并非真正的“同乡”。“三同”是假，其他罪名亦不足信。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曾国藩一生的“三大堑”（2018-10-04）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羞辱

01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悬牌，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未能考取秀才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02“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曾国藩对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针砭时弊，爱说真话的曾国藩不怕得罪当朝当权人仕，可谓赤胆忠心，勇气超人。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03 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

04 为京师权贵所唾骂

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

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05 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的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

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而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他深刻地检讨了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曾国藩自律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读书笔记 ?11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权力交接细节：手腕老辣，干练明达

曾国藩后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说自己吃过四次大亏，叫“四大堑”，头两次都是跟智力相关的。（因字数限制，先分享曾国藩的前三次大亏）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时，考得还不行，学台大人悬牌发布公告，写给曾国藩四个字的评语：“文理太浅。”但他又认为曾国藩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搞了一个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学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佾生可以来伴舞。所以，曾国藩把这件事当作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画图甚陋”遭同时讥笑

第二次发生在跟咸丰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咸丰1851年上台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就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日讲”，就是给皇帝上课，加强学习。咸丰皇帝说这个想法不错，你写个方案吧。

曾国藩就写了个方案，还画了一张解释日讲讲堂的布置图给大家看。结果讲稿在传阅之后，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说，这图画得太丑了。一个农家出身的腼腆少年，怀着一种壮烈的心志想干一件事，结果却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认为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耻大辱。

总之，在历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笨笨的形象。

批判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经过“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和官僚体系战斗的决心。咸丰皇帝登基之后，按照惯例要求群臣直言进谏。这个时候作为臣子，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条，比如“领导太不爱惜身体”之类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国藩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叫《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出了皇帝的三个毛病。

第一条，说咸丰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小毛病。任何一个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这个评价。

第二条，说咸丰“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天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个字，没有一项落实，就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

第三条，说咸丰刚愎自用，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未议”。

咸丰皇帝果然就急了，当时拿到这个奏折，“咣叽”一下就给扔地上了，马上就要派人办曾国藩。结果被边上的人给拦住了，说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这个时候再杀人不好吧？所以曾国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曾国藩早年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钢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润了。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也经常鼓励他人，在遭遇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1870年，天津教案，千头万绪，僵持不已，难以寸进。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二十七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

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 。

“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曾搁李”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与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写信给李鸿章，请这位“熟悉夷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旧故，当然义不容辞， 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 ：“固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衅，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酌带劲旅护卫。” 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 。

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结果，还没等李鸿章到达河北，就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他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

李鸿章很快就于八月十二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因为他不想一下子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

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

此时，天津教案的缉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

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即，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构获。”要求他先把缉凶的事办好，才能离开。 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 ”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八月十九日，已经拿获疑犯八十多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极为困难。 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所谓“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 。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

事后，曾国藩偷偷发给每名人犯家里“恤家银”五百两，以为安慰。《李兴锐日记》说：“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 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

曾国藩此前曾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两名被诉的大清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及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一万余两，作为“到戍后收赎及一切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 。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欣赏李鸿章的老练明达，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 。

九月六日，双方交接关防印信。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 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 。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自他之后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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