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为什么会为后世所以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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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自南宋长达800余年来，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我们敬仰朱熹，是因为他的思想既是集大成的，又是创新的；他的学说既影响了10多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影向了东亚乃至西方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也代表着东方文化。他的思想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一）

我们崇拜朱熹，首先是因为他是中国近古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学问广博，思想深刻，体系庞大。他在哲学、经学、政治、史学、小学、教育、文学上都卓有建树，在书法、音律、经济思想甚至自然科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就探索世界的广度而言，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放之于整个历史，也不多见。仅以朱子著述而言，恐怕也无人能比。《朱熹全书》收朱子各类著作28种，总计2000万字。他是中国历史上著述最多的思想家，后世读者面对这汗牛充栋的著作，真有望洋兴叹之感。这里仅举其学说中牟牟大者略作阐述：

1、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总结了北宋以来道学家的思想，并且有推进、有发展、有创新，在他手上完成了儒学的哲理化、系统化。他融合了儒、释、道3家，构建了融自然、社会、伦理于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被公认为规模最庞大、论证最细密、条理最清晰的理论。理学的支流，甚而中国学术思想的支流，在朱熹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汩汩滔滔的长江大河。

2、朱熹对《易》、《书》、《诗》、《礼》等儒家传统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不仅表现出了极高的校雠学、辨伪学造诣，而且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易》最初不过是卜筮占卦之书。他怀疑《尚书》的序及传是伪作，开《尚书》辨伪的先河。他摒弃《诗》的小序，认为郑、卫之风本是民间爱情诗，开《诗经》文学研究的先声。他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传。这些见解都是独到的，在当时可谓弁天惊。更重要的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撰成《四书集注》，确立并巩固了《四书》，并驾于六经的地位。《四书集注》成为对历代影响深远的必读教科书。

3、朱熹“登第50年，仕于外者仅9考，立朝才40日”。但在这短暂几任地方官上，颇有政绩。除了创立社仓外，南康救旱、浙东荒政、漳州经界等，充份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孝宗也称赞他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1]他开出的正君心、立纪纲、明人伦的救世药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朱熹在教育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讲学，即使是从政期间也不间断。他每到一地，都要整顿县学、州学，大力倡导教育。根据方彦寿先生《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子创办了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4所书院，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湘西精舍等3所书院。此外，朱子读书讲学的书院有47所，题诗题词的书院有13所。根据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一书考证，朱门弟子多达476人，未及门而私淑者21人，总计488人。

仅此而论，朱子堪称为中国教育史上仅次于孔子的教育家。也正因此，朱子和孔子被后世尊称为“夫子”。我们不要忘记，他提出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天下书院的圭皋，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教学方法，特别是读书法，也为历来学者所传诵。教育正是他一生事业之所在。对朱熹来说，他的教育实践不仅促成了他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而且在中国学术思想上也有独特的意义。从北宋胡瑷、范仲淹等人开始，兴起了一种讲学之风。他们热心教育，创办书院或从事私人讲学。朱熹的教育活动正是承接他们而来，愈加发扬光大。这是又一次自由讲学之风的兴起（前一次是先秦诸子的民间讲学），知识份子开始全面登上政治舞台（相对于唐以前的贵族）。随着这一变化，整个社会走向平民化、合理化、社会化。钱穆称之为“宋明讲学精神”，朱熹无疑是这一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他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

忠孝传家久还是忠厚传家久

朱熹第二个重要身份是教育家，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会发现朱熹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应有他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朱熹出生于南宋偏安东南、内忧外患交迫的时期，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朱熹认为首先要恢复儒家正统思想。朱熹19岁中进士，20岁首次回婺源就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在婺源故里，朱熹同众多乡儒文士接触交流，谈论陶柳诗歌，探讨《论语》等儒家经典。一些年青人为朱熹的学识所折服，有的后来成了朱熹的门生。从此，朱熹走上著述与讲学之路，致力于教育实践活动，直至其生命终结，长达50年时间。其间，即便是同安主簿四年、南康知军两年多、浙东赈灾一年多、漳州知州一年多、潭州（长沙）知州一百天、御前侍讲四十六天的共九年仕宦生涯，也少不了著述与讲学活动，所以说朱熹是一位实打实的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教育家。

朱熹一生对书院和学校情有独钟，他在首仕同安主簿任上，就厌烦自家的“责任田”，盯上了县学这块“荒芜地”，当时县学没有教谕，朱熹主动向县令请求兼管县学。?朱熹接手县学后，立即整顿学风，并亲自授课。朱熹在同安开创的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一些同安学子成了他的门生，有些后来长期追随左右。此后，朱熹每到一地，都对新建和修复书院、学校乐而不疲。

据考证：朱熹一生亲自创办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读书的书院6所，讲学的书院41所，总共67所。著名史学家方彦寿在其著作《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一书中明确讲到：“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是第一人！”

在众多的书院中，有四所书院，与朱熹关系较为密切。其中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二，另两座书院在河南，当时属金国统治，朱熹是去不了的。

南溪书院，这是朱熹幼年读书的地方，是朱熹上过的“幼儿园”。南溪书院原为郑氏馆舍，朱熹在这里接受过《孝经》《易经》等儒家传统经典的教育，馆舍中有一座半亩见方的池塘，朱熹对此印象深刻，即后来朱熹《观书有感》诗中的“半亩方塘”。朱熹成人后，多次回到这里讲学授徒。朱熹逝世后，尤溪县令李修于嘉熙元年(1237年)捐资在此修建尊道堂等建筑，用来祭祀朱松、朱熹父子。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赐额“南溪书院”。景泰二年（1450年），景泰皇帝钦颁朱熹像，并赞日：“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布诸方策，启我后人”；景泰七年（1456年），特准南溪书院于朱熹诞辰日举行官方祭祀，是古代唯一举行朱熹诞辰祭祀的地方。清康熙皇帝为南溪书院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后人为纪念朱熹在此读书，在半亩塘旁建一亭，名“观书第”。

白鹿洞书院，这是朱熹修复和讲学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至南宋时已是一片废墟。?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任南康知军初期，一次视察时，在樵夫的指引下，找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朱熹认为这里是理想的设立书院的场所，决心重建白鹿洞书院。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自兼洞主，亲自上课，还亲手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办学的基本规范，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典章制度。?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胡适先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胡适曾说，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了三大趋势：一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700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正因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后人称之为天下书院之首。

岳麓书院，这是朱熹讲学和修复的另一座重要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南宋时期，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栻在此主讲，岳麓书院名声大噪。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38岁的朱熹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长沙访问湖湘学派****张栻。二人在岳麓书院进行讲学论道两月有余，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7年后，绍熙五年（1194年），65岁的朱熹再次入湘，任潭州知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怀着深厚感情重修了岳麓书院，将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建成之后，朱熹发布了《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把《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把《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书院的教材，自己亲自到书院听学、授课，把朱子学风吹进了湖湘大地。

考亭书院，是朱熹晚年居住和讲学的地方，是朱熹创办的一所重要书院。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朱熹承父志定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后更名“沧州精舍”。朱熹在此授徒讲学八年，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病逝。晚年的朱熹，饱受“庆元党禁”的迫害，所倡导的道学被斥为“伪学”，禁止传播。朱熹仍在沧洲精舍继续著述传道的实践，他写下一首词《水调歌头·沧洲歌》，最后两句是“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表达了他不问政事、一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愿望。朱熹在此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来到考亭求学问道，比较有名的学生有蔡沈、陈淳等。沧洲精舍于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诏改为考亭书院，朱熹的理学学派也被称为“考亭学派”。

在众多与朱熹有关的州县学校里，尤溪县学显得尤其特别。尤溪县学，绍兴未在知县林嶷的支持下，学风日盛。林嶷还扩大县学规模，在明伦堂后建了一所楼阁，作为教学之用，名为“观大阁”。朱熹对林嶷兴学校、崇儒道的政绩大加赞赏，作了首《尤溪县学观大阁》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推荐弟子林用中给当时的知县石子重，任尤溪教谕。尤溪县学一时成为福建重要理学传播阵地，县外许多学者自带粮食来尤溪受业。朱熹也曾想把最小的儿子朱在送到尤溪学习，后因路途遥远而作罢。为此，朱熹感慨道：“幼儿未有读书处，深以为挠，地远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乾道九年（1171年），石子重还将尤溪县学修缮一新，再次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为此专门作了一篇《重修尤溪庙学记》，为县学崇德、广业、居仁、由义四斋写铭，并亲书“明伦堂”三字，供制成匾额，悬挂于尤溪县学正堂。朱熹理学成为正统思想后，许多学宫“明伦堂”匾，皆按照朱熹的手迹刻制悬挂。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个方面进行规定：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右修身之要。

右处事之要。

右接物之要。

?从内容来看，《揭示》由儒家经典语句集结而成，左右之别要从古人文字竖排去体会。本揭示中“五教之目”“为学之序”可以看作是教育方针，“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可以看作是学生守则。从教规中可以看到，朱熹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把《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学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写入学规贯彻于教学活动中。从朱熹的教规与官方教规对比来看，朱熹的高明之处在于引导加约束，做到宽中有严，而官方修订的教规偏向于对学生的惩罚。

《白鹿洞书院揭示》出现后，很快成为南宋各地书院统一的学规。后来，宋理宗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使之成为御颁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影响了元明清各朝，不但书院仍将之作为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官学也将之作为办学的准则。 明代大儒王阳明，对《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即强调小学教育，也重视大学教育，还对学前教育、女子教育、特长教育给予关注。朱熹还亲自编著教材，其中有儿童启蒙教材《小学》六卷，《童蒙须知》一卷，《训蒙绝句》五卷，这些教材成为后来私塾开课授徒之用。而朱熹的《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等书，则是作为书院教材之用。朱熹的《经筵讲义》，顾名思义就是给皇帝讲课时所用的教材。另外朱熹的许多著作，虽然不是作为教材之用，但可以将它们视为教学参考书。

朱熹作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历史地位，可以用康熙皇帝对其尊崇之举来表述。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一万世一定之规”。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祍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忠孝传家久还是忠厚传家久：忠孝传家久，读书继世长。

意思是：拥有忠实厚道的品德，家族才能经久不衰，就像诗和书能够在世间流传如此长久。

相关内容：

忠孝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

作者：方彦寿

在福建不少的地方志书上，记载着“雨钱助葬”的故事。说的是唐昭宗乾宁年间（894年—897年），建阳熊氏二世祖熊衮，字补之，又字葺山，时任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性至孝，时当乱后，例无俸给，惟立功时有赏赍。

”熊衮将朝廷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而不留分文，导致“父丧不能葬，昼夜号泣，天忽雨钱三日，始毕葬事”。后人因此称其为“忠孝雨钱公”。此事见载于明何乔远《闽书》、明清时期的《建宁府志》和历代《建阳县志》中。福建省图书馆所藏《潭阳熊氏宗谱》，其中所载熊衮的生平，与此相同。

对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人认为不太可信。主要疑点有二：一是身居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高官，怎么能如此穷困？其实情是，晚唐时期，社会动荡，国力日衰，民生凋敝，朝廷“例无俸给”之事，没有发生。

二是感天动地，降雨为钱，可信吗？这其实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美丽误会。其实情则可能是，众乡亲被他的孝心感动，在某个雨夜把钱抛到他家院子里了；再告诉他，昨夜下了一场雨，家家户户钱铺地，然而除了熊家之外，其他家都不可用。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真觉得是上天的特别眷顾呢！

尽管这样，作为熊氏后裔，对此传说却坚信不疑。除了在宗谱中有不少记载外，至今在熊家后人的祠堂中，还有“雨钱世家”“雨钱堂”等牌匾。

在其后裔理学家熊禾的著作，如《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中，也记载着熊衮著有《雨钱集》十卷；逝世后，朝廷赐谥号曰“忠孝”。

而在明代的建阳书坊中，更是先后出现了以“雨钱世家”“雨钱堂”“雨钱馆”等命名的刻书作坊，刊刻了不少典籍。至今，在中国国家馆中，仍有明代“书林雨钱世家”刊刻的《新锲益府藏板从姑修禊一线天会奕通玄谱》古籍善本珍藏。

由此可知，忠孝传家，已经成为“忠孝雨钱公”子孙后裔代代传承的信仰。在这些后裔中，主要代表人物，宋代有史学家熊克、朱门后学熊刚大，元代有理学家、教育家熊禾，明代则有小说家熊大木等。

熊克（1132年—1204年），字子复，建阳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历任主簿、镇江府学教授、诸暨知县、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等。

熊克的主要成就在史学，著作有《中兴小历》《九朝通略》《诸子精华》等。《中兴小历》记事起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迄绍兴二十年（1150年）十二月。

通过这一时期宋金和战和南宋内政等问题，表达作者企盼南宋“中兴”的爱国思想。为弘扬儒学孝道思想，熊克将家乡建阳的雕版印刷技艺发扬光大，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学宫刊刻了汉郑康成《孝经注》，底本得之于建安史学家袁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复从袁枢仲机得之，刻于京口学宫。”

熊节，字端操，建阳人，朱子门人，甫十岁即喜读《易》。庆元五年（1199年）上殿廷对，当时正是所谓“伪学之禁”之时，熊节仍能坚守师门立场，不迎合时好，上言恳请君主纳谏行仁求贤。后历官通直郎知福州闽清县。

熊节著述丰富，传世者有与熊刚大合编的《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是书博采两宋诸儒遗文，以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和辨等文体分类编次。首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和朱熹七贤遗像，以及传道支派，末附以七贤生平行实。

明清时期，以“性理”命名诸书蜂起，实滥觞于此书，故此书在宋明理学传播史上的意义，被清四库馆臣喻为有如“作乐者之苇籥，造车者之椎轮”。

建阳学者熊刚大（生卒年不详），号古溪，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从学于朱熹弟子蔡渊、黄榦，曾任建安（今建瓯）县学教授。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在武夷精舍编纂《小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小学教材。

此书问世以来，在各地得到大力普及和推广，在讲明伦理推行孝道，促进社会教化等方面均产生重要作用。为推广传统孝道思想，熊刚大著《小学集解》。以时序而言，此书是最早诠释朱子《小学》的著作。

此后，又有元初建阳熊禾作《小学句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熊禾《勿轩集》引元许衡序，称其“有《四书标题》《易经讲义》《诗选正宗》《小学句解》传于世”。

熊禾（1247年—1312年），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他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阐扬和传播朱子学而不遗余力。建阳历史上有“七贤过化之乡”的美称，熊禾位七贤之列。

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熊禾30岁，距其中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年间（1279年—1294年），元朝当局闻熊禾之名，曾多次命其到州府中任职，熊禾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招聘。此后在元朝生活的35年中，熊禾始终批元褒宋，自称“宋之义士，元之顽民”，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谢枋得（1226年—1289年）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共诉宋亡之恨”。他们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

二人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38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元大德九年（1305年），熊禾从武夷山回到故里建阳，将其祖上唐代所遗鳌峰书院加以重建，在此讲学论道。为表达对朱熹的崇敬之意，将其门朝向改为面对云谷。

“大倡斯文，顾瞻梓里，重而新之。又增先圣燕居堂于前，道原堂于后，左则创文公师友之祠，右则建熊氏忠孝之祠。以其门对云谷，况接文公道学之传，因改额曰‘云谷书院’。”

熊大木(约1506年—1579年)，名福镇，号钟谷，又号鳌峰、鳌峰后人等，大木是他的字。建阳崇化书坊人，是明正统间 (1436年—1449年)著名刻书家熊宗立的曾孙，元代理学家熊禾的后人。

熊大木承其祖上刻书之业，以熊氏“忠正堂”名号也刻印了不少书籍。同时，他自己也动手编写了不少通俗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较早的编撰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作家。

《北宋志传》是熊大木的代表作，与其另一部历史小说《南宋志传》合刊，通称《南北两宋志传》，各十卷五十回。《北宋志传》是作者在广泛搜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的有关剧目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

此书之外，熊大木还编撰出版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最早描写岳飞抗金事迹的小说。

熊氏“忠孝雨钱公”及其后裔的事迹，令人不由地想起民间流传甚广的那副对联：“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方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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