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梁启超写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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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光绪27年（1901年）

1901年，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氏是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又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于史学理论多有发明。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反复申明，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并引用英人格林威尔的话说“画我须像我（Paint me as I am）”。这是他对自己为李鸿章作传的要求，就像他晚年所仍然主张的：“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共有12章。第一章《绪论》讲评价李鸿章应有的心态，并给予他一个总的评价。梁氏说，西人有言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对于李鸿章，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但只不过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从中国清代以前和清朝的政治传统的角度，论述李鸿章作为一个重臣，时代为他创造历史所提供的空间，认为只有把李鸿章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给他比较准确的评价。第三章《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说的则是李鸿章的家世，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兵家之李鸿章》讲的是李鸿章在协助曾国藩攻剿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的崛起、淮军的创建以及所立之“军功”。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评述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和治绩，剖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其洋务思想的分析，颇中肯綮。“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第七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论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缘起，战争过程，失败的原因。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第九两章是《外交家之李鸿章》，李鸿章的为官生涯，半属外交。“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说天津教案使李鸿章获得声誉，并不是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使然，而是西方列强相互争战，无暇东顾之所成。中日天津条约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祸根，签订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战前和战争进行当中所犯错误的一个结果。中俄密约对中国权益的出卖以及引起他国的竞相效尤，瓜分中国，李鸿章更是难辞其咎。第十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写的是马关条约签订后至八国联军侵华的几年间，李鸿章除三年闲居外，又奉命治理黄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第十一章《李鸿章之末路》写义和团之后，李鸿章与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又为中俄满洲条约所逼，在忧惧中病死。第十二章《结论》则是把李鸿章与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意在多视角地审视李鸿章。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总评论是：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谨守范围的人。所谓“不学无术”，是指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他只看到西方富强的表面原因，而没有近代先进的政治思想，因此他担当不起挽救中国危机的责任；李鸿章在军事上建有功绩，但他杀的是本国人，在反击外国侵略方面则未见立业。外交上，只知运用小谋小智，弥缝苟安以待死，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联俄而反堕彼谋”。对清朝来说，他是重臣、忠臣，但他“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且自己“以豪富闻于天下”，在廉洁方面不能与三国时代之诸葛亮相比。与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如俾斯麦等相较，无论是在内政、军事、外交上，李鸿章均不能望其项背，“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对有关李鸿章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的认定，与今天基本是一致的。许多地方的论断甚至还十分精辟，如对李鸿章的落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对甲午战争前及战争进行期间李鸿章的失误的分析等；对李鸿章在办洋务、搞外交的种种失策以及给国家带来的严重损害也是据事直书。即使这样，梁氏却没有完全否定李鸿章，如肯定他开展洋务，说无论成效如何，但“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认为在处理外交上，李鸿章在清朝内最有能力和经验，无人可以代替他。清朝的衰败，不能由李鸿章一人负责。梁启超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诗句抒发感慨，为李鸿章所作的辩护，明显地受到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此前鞭辟入里的分析多少有些不协调。

李鸿章简介(按时间顺序)

李鸿章的家宅，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梁画栋，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前厅、中厅、走马楼(**楼)。东面新开放的淮系展馆1500多平方米，整个李府的占地面积共计3500多平方米。

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在十年动乱的时候，李鸿章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督导下，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根据历史照片，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是，主要部分仍旧保留。

《李鸿章》（尹福庭著），《李鸿章》（韦息予著），《李鸿章》（高阳著），《李鸿章传》（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李守孔著），李鸿章传》（苑书义著），《鬼才李鸿章》（诰明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刘功成著），《困经：李鸿章一生的九大布局》（司马烈人）《李鸿章：人生畅吟》（王健、方英选编），《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美T. L. 康念德著），《洋务之梦：李鸿章》（成晓军著），《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周军、杨雨润主编）《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董丛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漩涡里的重臣与帝国》（雷颐著），《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欧阳跃峰著），《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美—康念德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张明林著），《李鸿章回忆录》（美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李鸿章时代》等。

李鸿章传读后感，跪求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

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

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率部剿灭捻军。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

扩展资料：

李鸿章生平大事介绍：

1、组建淮军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

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

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2、镇压捻军

捻军（1853年——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

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

捻军兴起后，首领为沃王张洛行（张乐行）、孙葵心等。至捻军时代首领为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勇王龚得树、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卫王李蕴泰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捻军骑兵纵横驰骋于皖、豫、鲁、苏、鄂、陕、晋、直（冀）八省十余年，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

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3、创建水师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亚洲第一。

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百度百科——李鸿章

（1）

相对于一些李鸿章的书而言，梁启超写的李鸿章大体还是基本客观的。里面只有少许对李鸿章的评论有些出入，作为一个后人其实是无权去太多评价前人的一些作为的。因为后人没有处在前人当时的处境，没有承受来自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在事后却说出一些轻松的话，我认为是不合事宜的。

就例如我们站在现在角度去看待梁启超一样，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在我们后世人眼中也不是完全正确地。

而我在阅读这书之后对李鸿章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要做到各方面都周全，各处都面面俱到是很不容易的。去签订各项卖国条约的人确实是他，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卖国的。太多的事情都是有前奏的，当一切都已成定局谁去签订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一切的事项清廷其实早已大都谈妥，派李鸿章去完成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又怎么到了最后能把卖国这个帽子完全戴在他的头上？难道清廷就可以在百姓辱骂朝廷时把一切罪责都归咎其一人身上?自己却装出一副无辜状？

本人到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奇人，他能忍别人是所不能忍是个顾全大局之人。清廷有了此人也是一种福气所在。

（2）

重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

近日要求撰写读书笔记，一直忙于工作，说心里话，也懒于在工作之外再写指令性文章，因此拖了下来一直未动笔。在大学时，倒是常常写点心得，也写了些读书观感，但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公文和论文写了不少，提笔写自己的东西不多，偶尔写些游记、生活小景和孩子成长历程，是自我心情的反映，为自己而写，不愿示人。

这下，有要求写读后感，一时不知该选什么书，手头上有尚未读完的万科老总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挺有感触，其管理企业、为人做事、个人生活自有一番独到之处，令人佩服，但要专门写读后感，尚未有太多的想法。周五又提到此事，忽然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涌入脑海，想前两年回合肥探亲，同学陪我到淮河路李鸿章府浏览，很是仔细地看了一番，记得也在李府买了本《李鸿章传》，留做纪念。但今日再从书架上找到此书，却看到书后的印章为中山大学中区新华书店，已是十一年前在广州读研究生时买的旧书，非两年前买的版本，书已发黄，颇感慨时光的飞速。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本人也是“正宗”合肥人，自是对李鸿章这个产自家乡的历史人物颇感兴趣。本科学了世界和中国通史，正统史学略知皮毛，但不太感兴趣，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史学已吹入新风，不少新史料进入视野，记得当时近代史的老师博览群书，讲了不少新观点，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流同于课本和一般书籍，印象颇深。前两年《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曾引起波澜，其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不同解读在社会上热议很久，电视剧开篇就是穿长袍、用刀叉吃牛扒的李鸿章形象，颇具象征意义，一个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务的满清重臣形象呈现在荧屏上，我专门淘来此碟连续两天看完。这次重读《李鸿章传》，更是一口气读下来，由于有任务在身，自然感觉又不一样，草草写下几笔，聊以交差。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严肃著作，也正如梁公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要了解晚清的历史，读一读此书必受益匪浅。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和非凡文采、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在了解李鸿章的同时，也对当时国民性的了解、对国人劣根性的了解颇有启迪。梁公开篇就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对李鸿章这位争议人物，评价颇高。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理性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公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但梁启超并没有将当时中国积弱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梁启超在文中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李鸿章，悲在悲在身处于中国积弱最严重的时刻，以一人之力要想改变中国贫穷挨打的局面，无异于饮鸠止渴，根本无法实现胸中大志。所以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其起于淮军，败于甲午战争，遭至骂声一片，但当时中国朝廷上下又有多少人在真正抵抗外来入侵呢？当时的西方报纸曾这样评论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腐败无能的官场，自私自利的官员，正如李鸿章自己常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中国又如何能走上富强呢，所以梁启超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指李鸿章），虽败亦豪哉！”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皇俄国与大清的条约还没有谈妥（此协约为李鸿章出访俄国根承慈禧太后默许，为抗衡日本出卖东三省的权利求得沙俄的保护而与俄国的达成的秘密协议），俄国公使竟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请李鸿章签署画押《中俄秘约》。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

补充：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来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李鸿章思想的开明和开放，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是在国力最弱的背景下据理力争所能取得的最佳方案，若让一人去背负整个国家的责任岂不有失公正？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机智斡旋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不断的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个人的睿智和深刻、大气和幽默、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洋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国际舆论对李鸿章评价颇高，日本人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个性严谨，“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示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有“东方俾斯麦”之称。对人，“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夫将将之才。”治事，“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人也。”李鸿章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敬佩。纵观其一生，为国为民不计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一直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至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未尝口及家事。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间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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