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爵位和品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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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央）

1、三公、三孤：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

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

令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

这些均为加官，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没有实际管辖范围。

2、六部：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顺序）

六部各设尚书一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主事

等。

吏部：负责官吏的管理，考核，升迁等

户部：有十三个司，分别管理各地的收支与报销

礼部：主管国家凶吉大典，教育与考试，招待外宾，宴劳功臣等

兵部：管理天下军政（军令由五军都督府管理）

刑部：管理天下刑名。

工部：管理建筑、后勤、水利、制造等

3、督察院：

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

下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

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检查工作（当时中国分十三个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

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属于言官范畴。

4、六科：

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督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

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利很大，皇帝交给各个衙门办理的工作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如果有脱拉

或者办事不力的，六科可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

的官员。最为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

予执行。

5、五寺：

五寺是五衙门的简称，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

大理寺：相当于今天的法院，是全国最高上诉机关。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了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管招待外宾

6、詹士府：

詹士府是负责辅助太子的机构设正三品詹士一人，正四品少詹士一人，正六品府丞一人

詹士府设左右春坊，司经局，主簿厅

7、太医院：

太医院是管理宫廷及贵族诊断，制药的，设正五品院使一人，正六品院判二人，正八品御医四

人，从九品吏目若干人。

8、翰林院：

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干部学院等的综合，翰林院的首长称为翰林学士（正五品），侍读学士两

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就会

被授予此职位。编修（正七品）榜眼、探花考中后就会被授予此职位。

（地方）

县：助手有县丞、主簿。县丞协助知县管理县政，主簿管全县粮税、户籍。水浒中宋江上山前好像就是县丞一职。

州，最早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把全国划分成了13个监察区，称为州，州的长官叫刺史，负责监察郡，县的官吏。东汉后，刺史又称州牧。隋取消郡的建制，只存州、县。

宋朝州的行政长官才称知州。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级别：直隶州和散州。

直隶州属省，级别与府相同；散州隶属府，同县级。

知州属官有同知（智能ABC中叫同志）、通判，分别掌财政、刑法、治安等。清朝时，直隶州（76个）散州（48个）

府（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府的长官称府尹，宋朝的府属“路”（介于中央和州之间）

明清两代除首都、陪都所在地府长官仍称尹外，一般都称知府。没办法谁叫人家是京官呢。

明代府按纳税粮分三等：纳粮20万以上为上府，20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无粮的叫地府，全国150多个府。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

明代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体现了怎样的特点？ 明朝中央机构 1.内阁制的确立 明朝建立初期，职官设置沿袭元朝，中央以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撤消中书省，并规定永不设丞相，于是一切政务统归六部，由皇帝直接辖制。因政务繁多，朱元璋从翰林院等文翰机关指派官员加殿阁大学士衔，协助皇帝阅看奏章、草拟诏旨。明成祖时，命翰林院官员入值文渊阁，开始参预机务。仁宗、英宗以后，学士们多是几朝元老，权位愈重，这时内阁已类似唐朝的政事堂了。明世宗嘉靖以后，则“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俨然是宰相之职。由于朱元璋有不准设丞相之约，于是人们称大学士为辅臣、阁老，对首席辅臣则称首辅、元辅。由于翰林学士仅为五品官，于是对内阁大学士多加六部尚书、侍郎等衔，以提高其地位，实际并不真管该部事务。凡大学士兼六部尚书者，一般尊称为“阁部”。尽管内阁大学士类似于过去的宰相，但是仍与宰相有差别。因为内阁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最高行政机构，六部也不是它的下属部门，内阁仍带有皇帝私人秘书、顾问的性质。内阁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票拟”上，即对各处上呈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令，经皇帝批准后交六部办理。另一方面，内阁还要受制于宦官的“批红”。明朝宦官机构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其中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示奏章公文，这叫作批红。这种做法为宦官弄权提供了方便。 2.明朝的九卿 作为朝廷的诸卿，明清两朝都称为某寺卿，而所谓九卿也有了变化，是专指六部尚书以及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明朝六部的名称和职掌与过去基本一致。废中书省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地位得到提高，各部尚书、侍郎的官位品级也得到提升。通政使司设于洪武十年（1377年），以通政使为其长官，掌受内外臣民之奏章建言或举告不法等事，并呈报皇帝。所以这是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大理寺以大理寺卿为首长。明朝大理寺不掌审刑，专门负责对重大案件的复核，这一点与唐宋作为最高审判机构完全不同。但是如遇有重大案件，则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共同审理，称为三司会审。如遇特大案件，又要由上述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称为圆审。都察院是明朝的最高监察机构，详情见后。 3.明朝的五军都督府 明初原设大都督府，以大都督统领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为防备军权过分集中，废大都督府，改置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为其长官。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京师及各地卫所的军队，虽统兵，但无调遣权。兵部掌管军官的任免、升调，发布军事政令，但不统领军队。军队的调遣权最终由皇帝掌握。卫所是明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其防区在一府之内的设所，一府以上的设卫。各地卫所的军队受所驻省的都指挥使管辖，而各省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统领。关于中央朝廷的其它行政机构，过去的诸卿在明朝只保留了五个，其长官也改称“寺卿”，它们是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它们与国子监、钦天监合称五寺二监。此外还有翰林院、宗人府、詹事府、太医院等。 4.明朝的都察院 都察院为明朝的最高监察机构，以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为其正、副长官，掌管内外监察，纠举不法。又依照当时的十三省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道监察区，设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分别监察各地。明朝还建立了御史出巡地方的制度，即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称为巡按御史，俗称八府巡按。他们品位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此外，如地方有重大事故，朝廷要派带都御史衔的官员去处理，权力较巡按御史更大。这些人凡兼管一省行政和民政的称为巡抚；兼管一省军事的称为提督；兼管数省军、政、财的称为总督，仍隶属于都察院。这时的巡抚、提督、总督也还都属于临时差遣性的职务。与都察院并立的监察机构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核中央六部及其它机构事务，还可参与廷议和重大案件的审理。所以给事中虽位卑但权重。此外如锦衣卫、东厂、西厂，虽有一定的监察职能，但实为特务机关，不能看成是正式的监察机构。

明朝官员等级

现发现赵丰年先生的《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大作中有一些关于宋明的论述与史实不符。若不出来说明一下，恐会误导他人。例如，该文指责说“宋太祖、明太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让中国人民饱受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而事实则与之相反。因为宋太祖之前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五代十国）、战乱纷飞的时代，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宋太祖结束了五代扰攘的局面，使中国人民脱离了各种内战和避免了外敌的野蛮屠杀。

明太祖也是这样的伟人。明太祖不但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各种内战，还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消灭了窃据中国近百年的野蛮外敌，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并数度遣兵深入大漠、追缴残敌以期杜绝外患。

另外，宋太祖和明太祖并非处于和唐太宗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两者之间，乃至宋明两个朝代，特别是宋初和明初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点。如宋朝极端地重文轻武，极端优遇士大夫，对北方游牧民族尽量委曲求全，不惜屈膝于异族，向异族拱手称臣，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鲜有主动出击之举。而明朝则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刚质健拔、充满阳刚之气的朝代。明代、特别是明前期，对士大夫不但不太重视，甚至还冷酷无情，大臣们上朝前都担心自己能不能安全回家呢。这也是明朝后来被文人们抹黑的重要原因。明朝，从其建国起，就主动向北方游牧民族出击。哪怕是兵临城下，哪怕是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快亡国的时刻，它仍拒绝和异族和谈，更不可能像宋朝那样屈膝投降，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就拿明朝后期，皇帝因几十年不上朝而被众多人当作明朝连满清都不如的万历年间来说吧。当拥有先进火器的日军侵略明朝的属国朝鲜时，明朝政府尽管自身有很严重的危机，如北虏仍在骚扰问题、东北女真势力日益扩大问题、国内民生和社会治安问题，但仍是毅然出兵，并且打败了日军，把日军从朝鲜赶回去了。而三百年后，同样是在朝鲜，对手同样是日本，且自身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多少的情况下，满清却是一败涂地，很快就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了。至於宋朝，就更不用说了。从北宋建立到北宋灭亡、再到南宋灭亡，不但去不了朝鲜之地，连河北的燕云十六州都收回不了呢。

而明成祖数度亲征漠北，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宋太祖和明太祖，也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宋太祖在尚未完成统一南方之前就进行过北伐异族的军事行动。而在基本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北伐，进攻有契丹强敌支援的异族政权北汉。可惜途中神秘死亡。宋太祖不但要消灭异族北汉政权，而且还要收复由异族石敬塘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所以，说中途去世的他“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是不合事实的。

明太祖就更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当然也不存在“过分注意防止军阀拥兵自重”的事情。明太祖在位期间，明军不但经常主动出击漠北，其精兵也大都布置在北方边境一带，而且还让他的儿孙们当军阀拥兵自重。这也是明成祖得以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明太祖和宋太祖不是与唐太宗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至于赵丰年说的“我们的中国，从五胡乱华以后，在某些方面就开始陷入走极端的恶性循环。”当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五胡乱华后的中国依然有过强盛繁荣、且创造出了超越前人文明的时代。

赵文指责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这一指责显然也不太符合客观事实。

明朝当然没有“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明朝同样鼓励商品经济发展，而且还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再说“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若说不以言论杀士大夫，若说士大夫的待遇上，那确实是不如宋朝“开明仁慈”。但这不能代表明朝的政治就不开明，就不仁慈，宋代的“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了。

事实上，明朝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比宋代差多少（实际上，宋朝也是皇帝拥有较大权利的中央集权制），也比同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得先进。例如，各大臣也是通过比较公平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其选拔过程，比宋朝都来的严格。而且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只要能通过这一选拔考试，就可以成为管理国家的栋梁，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国家的各级栋梁不是世袭制，因此，哪怕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级的国家支柱，若子孙通不过选拔考试，也只能当平民百姓了。

明朝政府和宋朝政府一样，也是脱离皇室而独立化了的，由以内阁首辅大臣（实质性的宰相）为首的大臣们运作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由皇帝和诸大臣们分担并相互牵制的。明朝也有专门监督皇帝的谏官。不但政府官员，民间也可以直接批判皇帝，直接指责皇帝的过错。若朝野的批评正确，皇帝即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出现万历帝那样常年不上朝的皇帝以及昏庸之君，国家机器也能照样正常工作。

整个明朝年间，其中央政府中一直没有出现宋朝秦桧那样的内奸，不能不说与其政治体制有高于宋朝之处有关系。明朝所造就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只会比宋朝多，不会比宋朝少。 思想家如刘基、王阳明、李贽（卓吾）、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廷相、唐鹤征、王艮、罗洪先、何心隐、焦竑、刘宗周、孙奇逢、陈确、王畿、魏校、吕坤、方以智（方还是科学家）、朱之瑜、傅山、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恭、戴震、李颙、吕留良等等；文学家如李开先、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龚升、孔尚任、吴敬梓；历史学、政论学、考证学者如张居正、顾宪成、陈子龙、高攀龙、孙奇逢、张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此人虽生于满清初期，但家庭则是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本人受的也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影响。其他人亦然）；自然科学者如朱载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王锡阐等；大建筑学家如计成等。

也正是明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和具有前瞻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实测实验实证思想以及积极的西学受容是明朝、特别是明末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等各分野的特征。

出现了一批反封建专制和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的“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等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主张；顾炎武的“众治”取代君主专制的“独治”；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见解以及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相通的。

宋代，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吧？又何来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靠手写制作的书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因此到那为止与书籍无缘的一般人也能容易地购买阅读书籍。这对发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明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使用比宋代的胶泥活版更先进的铜铅活版印刷技术，书物得以大量出版的时代。因此若无明末的大动乱，若无野蛮异族入侵及其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统治，那些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广为人知，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唤醒或者确立人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促使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生产业革命。那麽中国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其实，中国的初中历史课本就明确指出：明朝拥有在质量上超过前代水平的、技艺先进的织染、制糖、造纸、制瓷、采铁、铸铜、造船、兵器制作，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活跃。到中叶以后，呈现出类似于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了形成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

早在明前期，就有了制造可以远洋到非洲的舰船的技术，而同期的欧洲只能造一些小型的木板船[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译者铃木主税，株式会社草思社于1988年11月7日第18次印刷发行）]。“明代铁产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由于建筑盛行，发明了利用简单机械原理的起重机。火器在明代有很大进步，大炮有从西洋输入的弗郎机、红夷炮，枪有快枪、鸟嘴枪及各种手铳，已和近代武器接近。”[尚铖《中国历史纲要》374]明初就已经拥有大量制造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技术，并积极投入实战，因此让当时的敌人蒙古人（鞑靼、瓦刺等游牧民族）闻风丧胆。明朝不但拥有这些先进火器，即使在弓箭这种冷兵器的制作技术上也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来得先进。因此明朝政府不但严禁向蒙古人出售那些先进火器，也同样严禁向蒙古人出售弓箭和用于制造盔甲刀箭的铁器。蒙古人为窃得这些先进武器而绞尽脑汁。例如用派遣朝贡团的方式，途中从明军士兵和不法商人那里偷偷购买这些先进武器，并用引诱、绑架等手段迫使中国人到其居住地传授和仿造这些武器。

就拿郑和七度下西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洋非洲，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可若没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引航、舰船编队技术，乃至海上长期生存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高度的技术，别说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宋代的文明”也没能实现。何来“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不但明代中前期，就是后期，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发达。当来华的传教士把当时中国的发达情形写成报告发回欧洲时，给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很大冲击。“前近代所有文明中，最先进的，拥有优位的就是中国。十五世纪的人口为1亿到1亿3000万人，与欧洲的五千万到5500万相比，压倒性的多数，拥有优秀的文化，实施了灌溉的肥沃耕地从十一世纪起就通过非常好的运河连接在一起，教育程度高的儒者役人运转着职员等级制度整备齐全的行政机构。其洗炼了的统一国家的样子，令来访的外国人羡慕不已。确实，中国文化蒙受过蒙古部族的激烈攻击，也被忽必烈汗侵略和统治过。但中国有着不是靠征服者来改变，而是去改变统治者一方的实绩。1368年明王朝建立，赶走蒙古，实现中国的再统一时，有很多从前的秩序和学问都温存下来了。受过尊重‘西欧’科学的教育的读者最惊奇的大概是中国文明中的技术水平之高吧。中国自古就有很大的图书馆。活版（movable type）印刷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登场，不久大量书籍就被印刷出版了。受运河建设和人口增加的触发，产业和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都市，与同时代的中世欧洲的任何都市都大得多，交易路也延伸到很远。纸币很早就被利用，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在十四世纪末打倒蒙古统治者时，就已经使用大炮了。”[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28-29页]

其实，明朝不但在其中前期，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比西方落后多少，很多地方还经西方传教士之笔传至欧洲后让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戟呢。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后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4》 6-11页，1988年8月5日第八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再拿王朝寿命来说，明朝寿命不但比北宋、比南宋长多了，就是比东汉、比西汉也长多了，比满清也长。明朝也不是亡于北方游牧民族而是亡于天灾人祸。倒是宋朝，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均亡于北方游牧民族。因此要说被北方游牧民族灭亡是因为“制度的倒退”的话，那应该是指北宋和南宋的制度才对。因此赵丰年的“这些制度的倒退尽管在明初短期的国防利益，却推动了明朝的衰落和被北方游牧民族再次灭亡”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再说说明代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明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比较自由，也比较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重视礼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而衣饰冠巾则是表示一个人身份等级的符号，因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但庶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就是各级官员，不同行业的庶民百姓之间，也不能随便混用。但自明代中后期起，不但庶民百姓可以自由地穿戴士大夫阶层的衣冠，使用从前被严厉禁止的**，服饰花纹甚至还可以使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为人君至尊象征的龙纹。从前贵妇人才能用的头饰，娼妓都能用了。

同时，民间还涌现了大量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口语体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平妖传》《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还有《剪灯新话》、《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以及并不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逊色的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剧作品《牡丹亭》等。

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礼教，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思想的先进性可与近代西方相比。

不但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小说评论家。他们敢于称赞那些被从前的读书人所轻蔑的恋爱小说、白话文小说。明代小说和戏曲，甚至还对外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不太有名、几乎失传了的《剪灯新话》，在传入日本后，便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改编成日本传统舞台戏剧歌舞伎、传统单口相声落语、小说。例如歌舞伎《怪谈牡丹灯笼》、落语《怪谈牡丹灯笼》，以及《御伽婢子》和《雨月物语》等日本早期怪谈小说代表作就是受该著作影响而诞生的。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艺术所受亚洲的影响之大为众所周知。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化（这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的代表）从中国的思想以及艺术等受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前川贞次郎著《绝対王政の时代－－新书西洋史5》60页，昭和55年2月20日第七刷発行，発行所：株式会社讲谈社]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代表作。

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

遗憾的是因明朝不幸覆灭、取代它的又是带有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特征、极端封闭愚昧、又因自己的落后、人数极少而极其恐惧汉民族“反叛”因而采取残暴镇压、大兴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扼杀中国人活力的异族满清，这一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此被而夭折了。

明代还出现了代表当时整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专业著作。如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极为重视。法国人得知后也如获至宝，将其翻译成法文。此后欧洲各国纷纷把该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并赞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反倒是在该书的故乡中国，因满清残酷的统治而销声匿迹了；又如李时珍编著的、记载了古今本草1871种的《本草纲目》；还有计成编著的、世界造园学最早、且有系统的造园技术专业著作书《园冶》，以及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等等。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算盘的普及，还出版了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算数书《直指算法统宗》。民间，《三台万用正宗》等日常百科全书也大量普及开来。明代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

明代在农业方面积极注重国内既存农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例如解决了双季稻的推广技术问题，双季稻因此在南方各地得以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从而加倍、三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积极与海外交流，积极引进海外的其它先进品种。例如，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明代文献中又称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马铃薯等，就是明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些农产品引进普及之前的中国，长时间人口一直难有较大增长（即使是大唐盛世，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生产受到极大限制。人多地少的话，即使是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战争皆因食粮严重不足、连种田的农民都无法生存而引起。满清中后期，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制造的大规模征服战争终于结束，明代引进的这些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得以扩展到全国从而提供了更多食粮的来源和产量的结果。

这些事实证明明朝并非如赵文所指责的那样“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宋代鼓励商品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仁慈等种种政策，在明代所剩无几。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而是大大超越了宋代文明。

叶晔的复旦大学博士、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央官员

1、三公、三孤：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　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　另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　这些均为加官，用来表明受官者的功绩与崇高身份，没有实际管辖范围。

2、六部：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按顺序）　六部各设尚书一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主事　等。　吏部（人事部）：负责官吏的管理，考核，升迁等　正二品吏部尚书1名，正三品吏部左右侍郎2名　户部（财政部）：有十三个司，分别管理各地的收支与报销　正二品户部尚书1名，正三品户部左右侍郎2名　礼部（礼仪部）：主管国家凶吉大典，教育与考试，招待外宾，宴劳功臣等　正二品礼部尚书1名，正三品礼部左右侍郎2名　兵部（国防部）：管理天下军政（军令由五军都督府管理）　正二品兵部尚书1名，正三品兵部左右侍郎2名　刑部（司法部）：管理天下刑名。　正二品刑部尚书1名，正三品刑部左右侍郎2名　工部（建设部）：管理建筑、后勤、水利、制造等　正二品工部尚书1名，正三品工部左右侍郎2名

3、督察院：

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　下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　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检查工作（当时中国分十三个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　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属于言官范畴。

4、六科：

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督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　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利很大，皇帝交给各个衙门办理的工作由六科每五天注销一次，如果有脱拉　或者办事不力的，六科可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 的官员。最为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 予执行。

5、五寺：

五寺是五衙门的简称，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正职从三品，副职少卿正四品，一直到正九品小吏　大理寺：相当于今天的法院，是全国最高上诉机关。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了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管招待外宾

6、詹士府：

詹士府是负责辅助太子的机构设正三品詹士一人，正四品少詹士一人，正六品府丞一人　詹士府设左右春坊，司经局，主簿厅

7、太医院：

太医院是管理宫廷及贵族诊断，制药的，设正五品院使一人，正六品院判二人，正八品御医四 人，从九品吏目若干人。

8、翰林院：

翰林院的首长称为翰林学士（正五品），侍读学士两 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就会 被授予此职位。编修（正七品）榜眼、探花考中后就会被授予此职位。

9、内阁：

设内阁大学士，正五品，管理国家政事要务。一般大学士连任其他职务抬升品级。

地方官员品级

县：

助手有县丞、主簿。县丞协助知县管理县政，主簿管全县粮税、户籍。

州：

知州属官有同知、通判，分别掌财政、刑法、治安等。　府（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府的长官称府尹　明清两代除首都、陪都所在地府长官仍称尹外，一般都称知府

1999～2003，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

2003～2006，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

2006～2009，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

2009～2011，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

2011至今，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1、《全明词补编》（全二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2/2；

2、《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1/1； 1、《张岱、曹雪芹文人心态比较论》，《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期，1/1，p98-110；

2、《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1/1，p87-9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3、《清代词选集中的擅改原作现象——以〈明词综〉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1/1，p109-116；

4、《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以苏轼、崔与之、倪瓒词的接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1/1，p60-67；

5、《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的戏曲文献价值》，《文献》2008年第3期，1/1，p124-130；

6、《珍稀明集中新辑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的考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1/1，p90-96；

7、《明人域外赋双璧：董越〈朝鲜赋〉与湛若水〈交南赋〉》，《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1/1，p31-36；

8、《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中所录珍稀年谱十种述略》，《历史文献》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p415-428；

9、《明代莆田文风与中央文学的下行渗透》，《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1/1，p6-11；

10、《明代绍兴府进士地理分布与望族的关系》，《中国越学》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1/1，p198-209；

11、《冯敏効〈小有亭集〉及其生平考略——兼补〈全明散曲〉48小令4套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1/1，p66-71；

12、《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1/1，p164-171；

13、《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1/1，p79-89；

14、《〈全明散曲〉新辑（上）——李应策〈苏愚山洞乐府〉点校》，《文学遗产》（网络版）2011年第2期，1/1；

15、《〈全明散曲〉新辑（下）——珍稀明集所见三十家散曲点校》，《文学遗产》（网络版）2011年第3期，1/1；

16、《庶吉士馆选制度与明代文学群落的形成》，《复旦古籍所学报》第1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p52-67；

17、《从刘基佚作看宗谱中名家作品的真伪问题》，（台湾）《中正汉学研究》2012年第1期，1/1，p175-192；

18、《中国古代文学中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1/1，p144-15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2期全文转载；

19、《有关明词分期断限的反思和新说》，《词学》第28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1，p115-138； 1、主持“明代士官制度与士大夫文学格局研究”，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

2、主持“方志中的明清文学辑佚法研究”，第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1/1；

3、主持“风土韵文与古代文学的地志书写”，第4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1/1，结项；

4、参与“《全明词》及明词相关问题的研究”，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结项； 1、2009年，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浙江省人民政府；

2、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3、2012年，浙江省社科联第七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本科生课程：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秋冬学期）；明清文学思潮研究（夏学期）；

研究生课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论（冬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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