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梁晓声的《普通人》也谈认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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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暖风浅浅

知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写的《普通人》，是在他的老父亲逝世后写的一篇赞美父亲的文章，读来已是感慨万分。

作家梁晓声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一辈子与砖瓦泥土打交道，当父亲退休后，他就开始在北影做一名群众演员。他之所以这么大岁数还被精挑细选地选为群众演员，自然有他的优点。第一，他长着很长的胡子，这胡子到了他衣服上边的第二个纽扣。这第二点呢，就是他做事踏实认真。

用作家梁晓声的话来说，他的父亲出现在**中的镜头就是“在镜头前走过来，在镜头后又过去。”这句话在通篇文章中出现了很多次，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角色，却让一个老人认真到了让自己的儿子无法理解的地步。甚而至于下雨天了，还在惦记着导演是不是还要拍**，自己不在了，导演会不会生气？

后来这位老人终于有一日不停地练习台词，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导演说可以给他一句台词了，竟然激动得不能入睡，始终把自己当成北影的一名演员。其实，群众演员是不固定的，再说了许多导演根本就不重视群众演员。但这位老人认为，人家都给台词了还不是北影的人吗？这种认认真真的态度让作家梁晓声感慨万分。

作家梁晓声的父亲是认真的，即便是“在镜头前走过来，在镜头后走过去。”短短的几秒的时间里也从不含含糊。那种认真让许多的导演都乐意用他老人家。

其实，单单从作家梁晓声的《普通人》的文章里就可以知道他父亲的为人处世。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讲起来是有道理的。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就连父母做事、处世的方法孩子都是耳濡目染。

孩子性格形成都与父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上行下效这话是值得仔细琢磨的。

也许我说的话偏离了主题，当然了，今天说的是父亲的话题，也就不自觉地多说了两句。

从认真二字来讲，优秀的孩子都是从规规矩矩走来的，而没有规矩的孩子，性情自然也肆意开放，以后让父母操心的时间自然就多，这就是父母管理的问题，一旦性格形成了，很难改变。那些对孩子从小就严加管理的父母，其实都是很认真的人，但也就是这认真二字，也让孩子在以后的成长中受益颇深。

从作家梁晓声写的这篇《普通人》，我们也不难看出，梁晓声能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也就顺理成章。一个做事认认真真的家庭，比起那些从小就溺爱孩子的家庭，总是多了一些规矩。有一句古话说的好“无规矩不成方圆”

溺爱孩子的父母，其实并不聪明，而那些从小就对孩子严加管理的父母，算的是几辈子的帐。我们可以算一笔帐，假如下一辈的孩子很优秀，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一定会延续对孩子认认真真的态度，如此传承下去，就是一个大的“产业链”，说白了就是家风的传承。一个好的家风，是孩子成长的必要条件，这种条件与贫富无关。

普通人 （梁晓声）

（1）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明白自己不可能永不摘下, 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2）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3）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

（4）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5）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6）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地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7）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

（8）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9）中国之**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①

（10）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11）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 他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系得太紧密了。

（12）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13）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14）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15)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去世了?……对不起……”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歉意。

(16)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②……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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