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家族与文学(关于明代江南家族与文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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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才子是明朝人。

四大才子又称“吴门四才子”，是指明代时生活在苏州的四位才华横溢且性情洒脱的文化人。一般认为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

唐寅（yín）（1470年—1523年），字伯虎，又字子畏，以字行，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吴县吴趋里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著名的画家、诗人。据说他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取名为寅。

祝枝山（1460——1526），字希哲，因生而左手六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世亦称“祝枝山”、“祝京兆”。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祝允明自幼就显现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五岁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明弘治五年（一四九二）中举，任广东惠州府兴宁知县，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官至应天府（今南京）通判。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因病致仕归里。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卒，享年六十七岁。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曾官翰林待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宣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擅长诗文书画，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苏州），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扩展资料

文征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十一月六日（1470年11月28日），家世武弁，自祖父起始以文显，父文林于成化八年（1472年）与吴宽、杨一清、司马垔、桑悦等同榜进士，成为家族中首位进士，成化十年（1474年）任永嘉知县自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

文征明少时即享才名，然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八年（1495年）26岁到嘉靖元年（1522年）53岁，十次应举均落第。

嘉靖二年（1523年），54岁时，文征明才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此时其书画已负盛名，求其书画的很多，由此受到翰林院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心中悒悒不乐。

四年中目睹官场腐败，一再乞归，57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潜心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晚年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踏破门坎，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

他通晓各科绘画之艺，擅长各种细粗之法，其目力和控笔能力极佳，80多岁时还能十分流利地书写蝇头小楷竟日不倦。

文征明九十岁时，还孜孜不倦，为人书墓志铭，未待写完，“便置笔端坐而逝”，时为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559年3月28日）去世，私谥贞献先生。

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无一不工。

百度百科-吴中四才子

明代书法“吴门三家”指的是谁？他们各自擅长什么书体。

公元1367年，元至正丁未年九月，以盐贩子出身、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宇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苏州城被围长达数月之久，因为之前朱元璋已剪除苏州的羽翼，苏州孤城实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之绝境，史籍上描写当时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枯革以食”。但在这种困境中，张士诚仍然拒绝投降，曾谋划多次突围均未成功，于城破时上吊自杀，为冲进张府的朱元璋军士所救，然后被作为最大的战利品，送往南京。在凯歌声中，随同张士诚及其文武官员一起被押解去南京的，还有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今上海）等地的官吏家属和外郡流寓的百姓，计二十余万人。在老对手面前，阶下囚张士诚还是颇有骨气的，闭着眼睛，既不说话，也不吃饭，赐给衣冠也不接受，最后被赐死（或曰自杀）。

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

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什么样的深谋远虑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削弱这一地区的异己意识，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由于历史视界的狭隘，朱元璋对江南的严厉整饬又带有一种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道德理想，包含着对于工商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恐惧和仇视。

朱元璋对江南的整饬，首先是从经济的压榨开始的。明初江南重赋之谜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对江南实行重赋，是朱元璋制定的政策。在明代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朝在野的官绅士庶对这一政策都有激烈争论，改革的呼声居高不下，但终明之世，“江南重赋”并未有实质性的调整。

在开国奠基后，朱元璋为什么要对江南地区科以重赋？这是个历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即此乃朱元璋个人泄愤的产物。在朱元璋夺鼎的艰辛历程中，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元王朝和“以强恃”的陈友谅，就是“以富恃”的张士诚，而苏、松、湖、嘉一带正是张士诚的大本营。朱元璋消灭陈友谅，移师进攻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城时，向来被视为民风柔弱的苏州人曾作殊死抵抗。所以，前人多认为，为发泄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军民的不满，朱元璋登基后，便故意对张士诚原辖的地方加征重赋以示惩戒。清人所修的《明史》就采信了这一说法。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韦庆远先生是攻治明清史的专家，著有《明清史辨析》、《明清史新析》等著作多种，他所撰写的《明初“江南赋税畸重” 原因辨析》就是质疑陈说的一篇论文佳作。韦先生重点从江南赋重的历史渊源、明初社会经济情况等方面入手，力图说明，“江南重赋”政策并不是朱元璋个人主观意识决定下的产物，而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而韦先生反驳旧说，最有力的一个论据是：如果说江南重赋是因为朱元璋对江南军民支持张士诚不满，那么他为什么不对曾经支持陈友谅的江西、武昌军民也一样施以重罚？须知，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

韦先生的文章，从学理上讲，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最后一个驳论，更几乎让旧说无立足之地。不过，分析历史事件，固然需要充足的史料和敏锐的识见，但同时应该对事件中的人物心理有深刻的体察，这也就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论史要能撄人心”。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韦先生的论文又不免可议之处。

诚如韦先生所说，“陈友谅当时对朱元璋的威胁远远超过张士诚，陈才是朱的头号死敌”，其时陈友谅声势极盛，从实力上讲在朱之上，鄱阳湖双方决战，虽然最终的大赢家是朱元璋，但以斯时形势之险恶、胜负之反复，朱氏实在只是运气好一点，“幸胜”罢了，对这一点，朱元璋本人也毫不掩饰。而到了朱元璋进攻张士诚的时候，形势却迥然不同，这时只要稍有智识者，就会对战局的走向一目了然：消极应战、苟延残存的张士诚哪是如日方升的朱元璋的对手呢？这从朱元璋战前的动作也能窥出端倪：他对张是百般劝诱，指望兵不血刃，而对陈友谅，却根本未存劝降的奢望，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以张士诚的实力，只有向自己投降一途。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张士诚硬是在重兵围困之下，死扛了近一年，张士诚本人对他的招降也表示轻蔑!仅以常情常理分析，朱元璋在灭陈和灭张这两大战役中，其心理是大大不同的。灭陈，因为是“幸胜”，只会有满心的喜悦，灭张，一个为他所藐视的对手却负隅顽抗，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不令他恼羞成怒呢？这就好比下棋，一个人面对高手，如果赢了，即使胜来不易，他也会非常畅快，但如果一个向来为自己所瞧不起的对手却偏要战至一兵一卒才肯认输，虽同为胜利，那心理和情绪却显然有天壤之别。从这一视角分析，不是陈友谅，而是张士诚及其所辖江南地区让朱元璋感到羞愤，最后连累江南民众背负重赋，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了。

作为文化的江南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二是给以“崇本抑末”、“重义轻利”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

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这两个人又因为顾瑛所构筑的私家园林“玉山草堂”而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将产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则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草堂内不仅有园池亭榭之胜，更有主人耗费大量财力搜集来的古书名画、鼎彝珍玩，从而使这个草堂成为文人最理想的游赏休憩之所。此后数年间，顾瑛依仗其雄厚财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啸傲山林，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东南。“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显赫的符号。

据统计，“玉山雅集”前后约有一百四十余位文化人参加，诗人、古文家、学者、书画家众角齐备，另外还有助兴的乐师和歌伎、舞姬，真是高朋满座，胜流如云，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实为空前，以致“四方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他们或饮酒赋诗，或品鉴古玩，或挥毫泼墨，或清谈名理，或寄情山水，或观赏歌舞，无不尽兴而罢，可谓极世俗人生之乐事。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侑酒 ”。当年，这个大才子到底是将酒杯置于妓鞋中，还是直接以妓鞋盛酒，据说曾引来好事者津津有味的考证，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艺术的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杨维祯笔下的少女，已不再是娇弱的病态，而更具粗豪、本真之美；“郎去愁风水，郎归惜岁华。吴船如屋里，南北共浮家”，诗中商人之妇流露出的对丈夫真挚的情感，还需要如白居易那样的文人去格外恩赐和怜悯吗？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他所编的一部诗集中，某位商贩的作品居然赫然在目。缺乏新的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文人就会永远自以为高人一等。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而像这样一个“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文明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文化的江南”风流云散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江南百姓也无一不是他的“王臣”，但他对江南和江南百姓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

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而且这三十人当中，遭到“左谪”、“坐事去”、 “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严厉惩罚者就有十四个。尤其是洪武七年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洪武二十六年，他下诏：“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因为户部是管理天下钱粮的地方，而江浙赋税又最多，所以朱元璋特别害怕江浙人进入户部当官后给他玩猫腻；史书上说，在朱元璋当政时期，“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明朝建立后，作为文化江南代表人物的几个知识分子，除了杨维祯被召见又放还，不久病死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善终。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父子被勒令迁徙后，于洪武二年在穷困中客死于安徽凤阳；明初所谓“吴中四杰”，高启受魏观案牵连被腰斩；杨基因别人进馋言，被罚苦工，卒于工所；张羽因事牵连流放岭南，召还，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途中投江自杀；徐贲也是因小故被逮下狱死。与“吴中四杰”交游的尚有其他六人，加起来号称“北郭十友”，也全都没有好下场。

云蒸霞蔚、活泼泼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流云散。

许多人对此是不甘心的。“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世时，曾经向一个朋友打听故乡的情况，朋友告诉他“吴中风景，大异往昔”，他不禁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非常深沉的诗：

三年身不到姑苏，

见说城边柳半枯。

纵有萧萧几株在，

也应啼杀城头乌!

这样一个衰败的江南，即使是城头的乌鸦，也要兴起浓厚的今昔之感!

江南的复苏，要等到明中叶以后了。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一本叫《寓圃杂记》的笔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是一清二楚的。人才每代都有，关键在于统治者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弘治、正德两朝，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皇权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

注意这一段：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商人被贬抑的社会不能称作正常，崛起的商人阶层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热情，不准备使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尊重，也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而元末富商们，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他们不仅舍得为“附庸风雅”而大把花银子，更迫切希望使自己和整个家族真正风雅起来。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终于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

当富裕的商人和知识份子、艺术家结合，像不像中国版的文艺复兴？

明朝末年名人徐霞客资料以及家庭背景

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沈粲：《梁武帝草书状》

祝允明小楷师锺繇、王羲之，狂草师怀素、黄庭坚。他潜心研究古法，出入变化，自成面貌。文徵明楷书师锺繇，行草出于《圣教序》，并兼蓄唐、宋、元诸家之长,大字专法黄庭坚,小楷取法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成就最高。其书以功力取胜,风格娟美和雅；子弟、门生最多,影响很大。王宠精小楷,亦善行草书，师王献之、虞世南，书风朴拙疏秀。此期书法，以小楷书最为著名。台阁体书家因有书典册的职事，亦都擅小楷。吴门三家也以小楷成就最为突出。但他们为了纠正台阁体整齐划一、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取法魏晋，强调表现书法的天籁之美。有意使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笔画繁者令大、简者令小，斜正疏密，方圆□纤，一任自然。草书是3家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体。文徵明得其法度谨严，王宠得其疏拓遒美。他们都绝少三、五字相连属的现象。偶有两字相连者，也都顺笔势轻轻引带而过。即便是跌宕奇特、纵笔飞书的祝允明的狂草，也莫不如此。他们继承以真作草的古代传统，点画分明、出规入矩，同时保留了狂草变化多端的艺术特点。祝、文、王三人的书风又有所不同：祝允明才华横溢,书学广博,生活上不拘小节，其书法也不拘一格，纵横散乱，时出病笔。但只要是他的用心之作，其精采之处，又常为别人所不能企及。文徵明则与之大相径庭：他生活检束，恬静清淡。一生书风严谨,老而弥笃。其书亦法度有余,遒劲和雅。王宠少负才华，仪表轩昂。随意赋诗作书，不务功名利禄，大有晋人遗风。其书出自王献之，疏拓萧散，于朴拙中流露出爽爽风神。另外，在祝、文、王等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天球、王□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派的书法家。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明朝诗人沈宜修简介，《春别》作者沈宜修的诗词特色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40年考察撰成的260多万字（遗失达200多万字，只剩下60多万字），被称为“千古奇人”。

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21个省、市、自治区，“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

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徐霞客十五岁时，应过一回童子试，但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徐霞客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都能记得。但家里的藏书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只要看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徐霞客十九岁，父亲去世。徐霞客生来有奇癖，很想外出探询名山大川的奥秘，而且想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但因为有年迈的母亲，不忍成行。

徐母心胸豁达，通情达理，与父亲的“志行纯洁 ”比起来，母亲的“勤勉达观”对徐霞客的影响更直接，“弘祖之奇，孺人成之 ”，积极鼓励徐霞客放心远游。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终于正式出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从此，直到五十四岁逝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扩展资料：

徐霞客对许多河流的水道源进行了探索，象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长江的发源地在哪儿，很长时间都是个谜。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书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这一说。

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一千多里，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源头。

在他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人找到，直到1978年，国家派出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徐霞客（历史人物介绍）

人物生平 一门风雅

沈宜修于公元1590年出生在与分湖叶氏齐名的文苑世家松陵沈氏。沈氏从元末起始居于松陵，在沈氏家族史上，令沈氏声名卓著的当属沈宜修的从伯父沈Z（明代戏曲理论家、作家），除沈Z外，沈氏家族成员尚有沈自晋（沈Z侄），著有《望湖亭》等传奇作品；沈自征（沈宜修胞弟）所作杂剧《渔阳三弄》（含《鞭歌妓》、《簪花髻》、《灞亭秋》），被时人评为明代以来“北曲第一”；以及沈自昌（著《紫牡丹记》）、沈永令（著《桃花寨》）、沈自南（著《艺林汇考》）、沈宠绥（著《度曲须知》）等十数人，因而，也有人用“吴 *** ”指称沈氏家族的。沈宜修就成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中。

失恃苦学

据沈自征所撰《鹂吹集序》云：沈宜修“夙具至性，四五龄即过目成诵，（八岁）即能秉壶政，以礼肃下，闺门穆然”。“不肖弟幼顽劣，争枣栗，辄鸟兽触姊，姊弗恚，以好言解之”，“先大人相顾，诧为不凡”，从而令父母颇为钟爱。

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外，沈宜修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世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通文墨，有诗文等作品流传的女性，见诸族谱或其他书籍的有十几人，幼无师承的沈宜修，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勤加钻研，常能“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稍长一些，则手不释卷，但是每每想到母亲早亡，于读书写字之余，家务劳作之间，常暗自悲伤。这从其出嫁前的诗作无从得见，但从父亲过世时所写的悼亡诗《先严君弃捐之后音容如昔燧火已周怆焉欲绝赋言志痛》一诗也可得证，诗中有：“哭兮不复闻，回肠空自裂”之句，那种少年丧母，后又丧父之痛，读之让人肝肠寸裂。

琴瑟和谐

沈宜修万历三十三年（1605）嫁与叶绍袁为妻，时年十六，此时宛君已经“颀然而长，鬓泽可鉴”，归时“鹿车布裳，毫无怨色”。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无怪乎时人叹道：琼枝玉树，交相映带。那一年，叶绍袁十七岁，鹊起时髦，珠莹玉秀，克称王谢风仪。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他们之间应该有过不少花前月下的诗赋酬和。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词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为有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慧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其作诗会影响叶绍袁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袁分心，因此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袁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沈宜修是一个爱清静整洁的女子，在叶绍袁《亡室沈安人传》中说：“……性好洁，床屏几幌，不得留纤埃。”初婚时的一床翠绡床，垂挂三十年“寒暑不易，色旧而洁整如新。”沈宜修善于持家的品性在叶家家道中落之时更是凸现出来。

婚后数年，叶绍袁为了科举考试，读书学馆，当时叶绍袁与堂弟叶绍J住在一起读书，发愤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作策论之类文章，叶绍袁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其见解让叶绍袁心服。为了帮助叶绍袁，沈宜修还常帮叶绍袁抄写其为应试所作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小楷），见者无不赞为有卫夫人（古时著名女书法家）之风。然而文名著于江南的叶绍袁在科举考试中却“累屈秋闱，偃蹇诸生间，家殊瓠落”，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做妾面羞郎之词也”。在这种情况下，沈宜修一方面“上事下育，勉力拮据”，“不以动冯太夫人心”，一方面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补贴家用，以至“箧无余饰剩襦”。事母至孝，胞弟沈自征语：“矜严事之，每下气吞声柔声犹恐逆姑心。迨夫儿女林立，姑少有不怿，姊长跪请罪，如此终身”。然而沈 “米盐浆酒之暇，不废吟咏”。在丈夫又一次赴试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试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再辜秋色，休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袁于明天启五年（1625）金榜题名，取为进士，“迨仲韶登南宫，受鸾诰称命妇”，亦能“处之淡然，略不色喜”。叶从此走入仕途。初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二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

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却“待人慈恕，持已平易，下御婢仆，必为霁容善语，即有纰缪，悉洞原其情之所在，故无撄和之怒，亦无非理之谴”，这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沈“人有求而必应”。叶家祖上曾一度广有田产，传到叶绍袁手里，因不善经营且家庭贫困，为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田产，到后来已所剩无几。手里的部分田产，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于常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更是仁慈，“命主计者，改置小量收之”。叶绍袁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时，沈宜修“即脱簪铒，鬻数十金与之。”而此时，叶绍袁说“去此，君箱奁益空，宁无怨色。”叶绍袁感动的说他日当以翟冠翠翘来报答她，但是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

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袁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瞿烁，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清朝文学家张潮曾云：“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用来描述这时的叶家生活，可谓至当。

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兴，如这首《晓起》中所云：“芍药如含笑，旖旎回廊曲。蔷薇更袅袅，满架纷红玉。景色良悠哉，聊以消尘俗。”从之可见其早起之时的心情愉悦与欢快。叶绍袁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作了八首和诗，其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其第一首中有：“地是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黛，曲小可浮杯”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萧洒，一枕莞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可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鲜。乡村偏觉秋光美，艳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还有在诗题中就标明快乐的《喜雨》中有“繁花鲜欲滴，细草嫩堪浮”，以愉悦的心情写出了雨后的景色，颇有杜少陵《春夜喜雨》中“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意境。

丧女痛卒

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袁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终弃官返乡。据其撰写的年谱记载：崇祯三年十一月，奉旨允归终养。由此可见，叶绍袁具有极重的恋家情结。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训诂”，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叶家原本富裕，所居有池亭竹石之胜，闺门之内全工诗词，他们相互题花赋草，镂月载云，成为江南大族间一时的风流佳话。然而终因一生在朝日浅，官守清苦，绝意仕途之后，靠土地为生，不重荣利。如其六子叶燮所说：“萧然生平，口不言钱”，“家居杜门，一榻书卷”“处事接物，坦易乐与，而是非必以直”。又如袁景辂说：叶氏“终日吟哦，不事生产，家渐败落”。从而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世骤变，人有天命。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十七岁的叶小鸾在与昆山张立平在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五天，突然不起而卒。大姐叶纨纨哭妹过度，不过两月便也随妹而去。二姐叶小纨伤痛之之余作《鸳鸯梦》杂剧以寄意。在悲痛中，将姊妹三人写入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沈宜修毫无心理准备，促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她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是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三年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当时“婢女哭于室，僮仆哭于庭，市贩哭于市，村妪、农父哭于野，几于舂不相、巷不歌矣”。

从此，江南叶家随着岌岌可危的晚明，一起快速衰落。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即明王朝覆灭第二年，叶绍袁夫妻与三子弃家隐居汾湖（今江苏吴江东南60里芦墟镇西）。

文学成就

沈宜修所著有《鹂吹集》、《梅花诗一百绝》、《雪香吟》，并辑女性作品成《伊人思》。《鹂吹集》分上下卷，上卷有诗514首，下卷有词109及文赋。109篇词从题材上分，大致可以分为五种：感怀、赠答、咏物、禅理、悼亡。

感怀

这类词是以送别怀人、时令怀人为主题。这些词中倾注着对丈夫的爱、对子女的爱、对家庭的爱。但是在丈夫宦游、女儿早逝、时代家庭动荡贫苦的情况下，沈宜修的词又充溢着对诸种爱的缺失之感。词人所怀念的仲韶、君庸、君晦、张倩情、六妹、周姐、文然侄、长女昭齐等都是她的至亲。送别的作品多作于崇祯元年到祟祯四年间叶绍袁游宦北京时。四年之中丈夫远游，作为妻子宛君虽然“别恨长悠悠”，但在《送仲韶北上戊辰》中也不忘记安慰丈夫“聊歌送君曲，且做无情游”。词中先抒发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但感情平和中庸，结句处总会以好言安慰丈夫，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表现。如《水龙吟·丁卯，余随宦冶城，诸兄弟应秋试，俱得相晤。后仲韶迁北，独赴燕中，余幽居忽忽，况焉三载。赋此志慨。》“西风昨夜吹来，闲愁唤起依然旧。苔钱羞涩，容姿粉淡，悴丝摇柳，烟褪余香，露流初引，一番还又。想秦淮故迹，六朝遗恨，江山不堪回首。莫问当年秋色，锁窗长自帘垂秀。淹留岁月，消残今古，落花波皱。容梦初回，钟声半曙，雁飞归候。便追寻，锦字春绡，多付与、寒笳奏。”丈夫远上北京后，宜修独自幽居三年，在寒夜中回忆起自己年少时的羞涩与秀丽，想到婚后的短暂甜蜜和幸福。而“莫问当年秋色”道出今昔变迁，回忆的伤感，不论是是国家的面目还是自己和丈夫的感情都已经消残破败，就如同落花波皱，再也无法期盼云中锦书、雁字回时带来的爱情。

寒食、七夕等时令，秋夜、寒夕、月夜等时间和端午等节日最容易勾起母亲对女儿的思念，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七夕乞巧、寒食时节，每每“触景伤心万事悲”、对亲人的思念不断 *** 着她，使她无法压抑心中的惆怅。如《如梦令·元夕感怀》“人静夜寒如昨，两度春风萧索。疏影月朦胧，依约半庭秋择。垂幕。垂幕。窗外那知梅落。”夜深人静时女子仍旧坐窗前，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决计今夜不等了，垂帘幕时梅花落了下来。词中交织的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忧伤，其中有生活的不如意，分别的痛苦和孤独的忍耐等等人生可能遇见的忧愁。

赠答

这类词在她词中也占很重的分量。宜修赠答的对象都是她最亲的人，如弟弟君庸，表妹张倩倩，丈夫叶绍袁等等。在她的这类词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一个对家族、家庭饱含深情的传统闺秀的声音，看到她作为姐姐的推心置腹，作为妻子的痴情留守。如《蝶恋花·和张倩倩思君庸作》“竹影萧森凄曲院。那管愁人，吹破西风面。一日柔肠千刻断。残灯结泪空成片。细语伤情过夜半。阵阵南飞，都是无书雁。薄幸难凭归计远。梨花雨对罗巾伴。”张倩倩和沈宜修的感情非常深厚，宜修被寄养在张倩倩家，两人虽是表姐妹但情同亲姐妹，直到张倩倩嫁给自己的弟弟，她们俩才分开。而倩倩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如意，时常写信和诗词给沈宜修。这首《满庭芳》便是在君庸北上游宦不愿归家的时候，倩倩写信诉苦，宜修便写这首词和她。词开头便渲染一种风月不知愁心事的场面，再想象出主人公即倩倩“一日柔肠千刻断”的黯然伤心情景。下阕巧妙的运用阵阵南飞的大雁的典故，表达女子在闺中等待爱情的无可奈何。在君庸一次次的订下回家的日期，一次次的改变和延迟原来的归期中，守候的女子亦只能整夜整夜的落着梨花雨，一遍又一遍的用罗巾擦去眼泪。这首词中的想象实在是惟妙惟肖，这种唱和即可以是写自己对弟弟的思念，也可以是写倩倩对丈夫的思念，因而写得深情饱满。

咏物

对她而言大多只是文字游戏。如十七首词用连珠顶针的回文，一首词的下阕使用回文；用连续十二篇的文字歌咏湖上的柳、山、女、酒、水、花、风、云、月、雪、雨、草；用同一个词牌分别咏桂、竹、柳、梅、蕉、薇等，实际上不投入多少感情，或者说仅用来消磨时光、展示才华罢了。

沈宜修是一个具有成熟风范的理性的女子，加之她与天台教关系和对《楞严经》研读使得她对人生、家庭等各种问题能较理智的看待，这样她的词中言禅言理说不上是冷眼旁观也算得上是局外人般冷静审视。如：《浣溪沙·偶成》“日午庭皋一叶飞，世间莫问是和非，且看征雁傍云低。苔上浅痕随步缓，栏前闲影任花移，不须重论古今时。”这是在写人生的飘忽不定以及自己在空虚无奈中的放弃，这种融合了理性哲理的感情体验与抽象难言的情感有悠游随意的美感。这是沈宜修词的第四类词。

悼亡

悼亡的词均属崇祯五年以后，宛君人生最后三年之内的作品。从情景上看有“夜坐”“夜梦”“对雪”“仲春次女蕙绸归宁”“早梅”“夏夜不寐”等。三年之内密集的悼亡作品是词人这一时期的主要感情，主要感悼两女及其亡儿，还有表妹张倩倩。最令笔者动容的是《忆秦娥·寒夜不寐忆亡女》一首：“西风冽，竹声敲雨凄寒切。凄寒切，寸心百折，回肠千结。瑶华早逗梨花雪。疏香人远愁难说。愁难说，旧时欢笑，而今泪！”凛冽的西风凶猛的袭击着昏惨的世界，雨点敲打在竹叶上，如同敲打在母亲的心坎上，“寸心百折，回肠千结”，如此夸张的写出并不夸张的伤女之痛！词中又用“瑶华旱逗梨花雪”的词句，既对写词时的环境气氛作了浓重的渲染，又暗喻亡女的纯洁、高尚、美丽。而现实却是“疏香人远”的残酷现实，词人浓愁难以诉说，回忆起亡女昔日欢笑的情景，如今只有泣尽血泪！鲜明的对比表现出对女儿死去之后的巨大反差的境遇。

艺术特色

老练之笔与典雅之风

沈宜修老练典雅的词风得益于其性灵天赋与书卷学力。有评宜修作品言：“格调近古，取法乎上，词采清丽，气韵不俗。”清人徐乃昌曾将《鹂吹集》中的词作编为一卷，收入《百家闺秀词》。

宛君早年的写景词词风清新凄切，清丽婉约有如李清照，幽怨凄切有如朱淑真。如少女时作的《望江南·湖上曲十二阙》是写杭州西湖风光的。分别描写湖上柳、山、女、酒、水、花、风、石、月、雪、草。现选一首：“湖上山，一抹镜中弯。南北峰高青日日。东西塔锁碧环环。淡扫作云鬓。微雨过。满袖翠红斑。石蹬半连烟缭绕。蔓萝深护涧潺。遥望四天间。”在词人的眼中所有的客观景物都有了人的情态。如：“一抹镜中弯”。逼真地写出了西湖中山的倒影；“淡扫作石鬓”，则以美女临镜梳妆来摹拟青山的妩媚姿态；“满袖翠红斑”以美女的穿着来摹拟山花盛开时色泽之美；接下去二句又是客观地描写石瞪、山涧景色之秀丽。这一组词充分显示了少女沈宜修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

沈宜修长于写词，其词意境优美，典雅婉丽，哀艳沉迫。她“俱于桂乏珠艰之隙，儿晨女夕之余，酒帐药挡之边，送别望归之际，书怀诉闷”其词充满悲愁苦怨，“如怨鹤空山，离鸿朝引，令人恍恍，殆不欲生。”作为多愁善感的女性，她善于用诗心体察生活，用诗眼关注自我，将浓郁的愁情表现在典雅的语句里，用哀怨婉转的文字装饰感情与心灵，压抑的哀愁与隐寂的忧伤，使得作品具有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诗情画意。如《忆王孙》：“天涯随梦草青青。柳色遥遮长短亭。枝上黄鹂怨落英。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 词沉浸于飘渺梦境中，词人追寻梦中的芳草，她经过了杨柳长短亭，暗暗流露出送别之意，借芳草怀远表达梦中怀远的相思。“枝上黄鹂怨落英”青春在等待中逝去却不见心上人陪伴， “怨”意不得不流露出来，但词人深婉的写黄鹂怨而不是自己怨。连绵不断的山无情地遮隔了追寻游子的视线与路程，女子极目远眺越不过远山的遮隔，望不见游子，无可奈何时望见空中可以自在而行的云，哀叹自己不能像飞云般飘过远山去寻找游子。整首词意蕴绵缈，将对游子的思念表达得十分含蓄曲折，词情一波三折由春而思，由思而怨，跌宕变化。梦、芳草、长短亭、黄鹂、远山、飞云这些审美意象，在梦的统领下共同作用形成相思念远而哀婉缠绵的情感氛围。以典雅的笔触、婉转的手法，将感情表达得端庄而雅致，典丽脱俗里带着欲说还休的愁绪，在人心泛开涟漪般的惆怅。

沈宜修的小令比较婉约艳媚。如《浣溪沙·春情》：“淡薄轻阴拾翠天。细腰柔似柳飞绵。吹箫闲向画屏前。诗句半缘芳草断，鸟啼多为杏花残。夜寒红露湿秋千。”春天踏青时捡拾翠羽来装饰自身的柔媚多姿，而“吹箫闲向画屏前”箫声暗示夫唱妇随的和谐生活，而“闲”一字将难言的酸楚与无奈表现得哽咽难掩。下片第一二句巧妙工对：诗因芳草断而作，鸟因杏花残而啼。呈现出朦胧的愁思，用代表相思怀人的经典意象：香草传递出女子婉约的意绪。在轻阴薄、芳草断、杏花残、夜露寒、秋干湿等富有诗意的景语、意象中散发着典雅的气息，流动的是女子怀人的哀怨情思，而箫与芳草意象则使女子的情思在欲露还掩中含而不露。宛君之词在典雅中又有灵动流转，她善于用珠圆玉润的清词丽句描写典雅精工充满诗意画境的场景，并在景物、环境中融入自我的感受，注入深浓的感情，使环境与内心的情绪融和交织，从而使词中之景具有了灵性与生命活力，情韵的活泼灵动使全词在典雅中保持流丽之风，因而词气韵流动，婉转流丽，多姿多彩，极具观赏性，极具含蓄不露、温柔敦厚的韵味，而借助景语对深沉痛楚的表达则收到了欲盖弥彰的效果，深曲委婉，味中有味。

总之，沈宜修词熔典雅与清丽、深沉与灵动于一炉。清丽的语气，婉曲的风格表现内在的气质情韵，沉着而有丘壑，柔婉妩媚中带刚健苍凉之气，她正是以其雅正情思，典雅词美和婉转流丽的词风，为午梦堂女词人的写作立下了基本意象、风格和范式，成为午梦堂词人群的中坚与领袖。（作者现任职于云南某高校）

诗词选摘

仲韶往苕上，别时风雨凄人，天将暝矣。自归，寄绝句五首，依韵次答，当时临歧之泪耳

离亭树色映长征，渺渺烟波送去程。

断肠只凭千里梦，乱山遮隔更无情。

莲壶催漏自销魂，画枕银屏夜色昏。

萧索半春愁里过，—天风雨尽啼痕。

春别

帘前残月五更风，江上征帆挂碧艟。

客路片云随远望，镜中双鬓叹飞蓬。

索愁芳草千山绕，送恨啼莺万里同。

待约芙蓉秋水绿，莫教黄菊冷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