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太(关于杨玉太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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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对于杨玉环的评价都集中体现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也就是那首有名的《长恨歌》。从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虽然杨贵妃已经故去几十年了，但白居易还是把她当女神一样看，说她的样貌娇媚，肤如凝脂，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女子，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杨玉环和唐玄宗的爱情，以及杨玉环之死。

杨玉环在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女子，因为她是四大美女之一，也因为她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儿子的王妃，她之所以又跟了唐玄宗，是因为另一个女人——唐玄宗的爱妃武惠妃。那时候武惠妃刚刚过世，唐玄宗心里难过，情绪一直不好，然后高力士就找到了杨玉环来替代武惠妃。

唐玄宗在有了杨玉环之后，心情慢慢好了起来，对杨玉环也是越来越宠爱。那两个人之间是不是爱情呢？如果说唐玄宗一开始只是沉迷杨玉环美色的话，那之后经过很多年的相处，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感情的，要不然唐玄宗也不会容忍杨玉环的那些小脾气，也就不会有那些惊人之举了。

在这首诗里面，白居易写出了唐玄宗的后悔，因为是他下令赐死了杨玉环。作为一个帝王，他可能身不由己，但在感情上，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的形单影只是由自己造成的。关于杨玉环之死，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有很多人说她其实并没死，只是逃去了海外，也许这也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想象吧。

清朝初年，天下怎会有那么多的“朱三太子”？

周华斌生于1944年的无锡，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

适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的著名学者周贻白，看到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在国难之际降临人世，于是便在取名的时候费尽心思——华斌，意味着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中国人。

幼年的周华斌在无锡、苏州等地的里弄里与母亲一起度过，繁忙到四处奔波的周贻白在当时声望卓著，既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教授，又是一位出色的“金牌编剧”与畅销书作家。家中的事务与孩子的培养，自然都落到他的贤妻杨玉女士的身上。待到1950年，周贻白才与欧阳予倩等学者一道，从香港辗转返回到北京，与周华斌母子团聚。

但周华斌真来到北京生活、读书，却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

幼年在苏南的文化熏陶，让周华斌具备了北方学者很难具备的儒雅之风。说话语速缓慢，待人诚恳平和。没有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认为，周华斌应该是一位风流倜傥、衣着考究的绅士学者，但是一旦接触他，就会知道他虽然“绅士”，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土绅士”，既不穿名牌，也不讲求享乐，那为何两种认识反差会如此之大？

原因在于一张照片。

“那是我在美国访问时的照片。”每当有人提及周教授是“美男子”，周华斌都会哈哈大笑，“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年代初，出国都要穿西装，而且在美国剪头发太贵，我就把头发留着。当时办手续不是要登记照吗？我就去拍了一张照片。”

周华斌不爱拍照，这张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片被他用到了自己专著的“个人简介”里面，于是他的书卖到什么地方，他“风流倜傥”的形象就被传播到什么地方。

周华斌之所以如此衣着普通，甚至不修边幅，是和他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

大学毕业后，毛泽东主席号召学生们学工学农，“工人阶级”便成为了当时最时髦的职业，一腔热血的周华斌随即弃文从工，毅然投身到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中——他来到了北京第六建筑公司。

当时的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待遇并不算最高的。但是周华斌勤勤恳恳、文笔又好，很快获得了六建领导的赏识，于是就被安排到宣传部门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周华斌在“六建”的同事可谓是“群星云集”，其中有闻名世界的华语作家北岛，以及日后做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刘敬民。

但当时都是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为了革命理想而奉献着青春。

建筑工地的生活既辛苦，又繁忙，周华斌养成了衣着随意、不修边幅的习惯，并且将这种习惯带到了日后的学术研究与大学课堂。周华斌对于自己这段经历觉得意义非常，“建筑工人做事情讲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吃饱穿暖有力气干活就行了，做学问也是如此。” 周华斌在建筑公司上最大的收获还在于，他自学成为了一名画家。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画院院长的王铭铭，曾是周华斌当年的“画友”，两人一同切磋画艺，周华斌的绘画功底，却是在六建画速写时锻炼出来的。

因其美术造诣，北京市美术家协会还将他吸纳为会员，跻身专业画家领域。

现在的周华斌，仍有出门背着美术画夹的习惯，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拿着画夹子，随手作画，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水立方，都是他笔下的速写对象。周华斌的速写线条明快，透视感强，可谓风格独到、自成一家。

如果沿着画家这条走下去，周华斌日后也会成为王铭铭、潘公凯或陈逸飞这样的美术大师，但他却在1977年的一个冬日，毅然选择子承父业，干起了戏剧史的研究。

若是论其最大的原因，是因其父周贻白的逝世。

周贻白，190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做过戏剧演员，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国难当头之际，不满中国的戏剧史由日本人来写，于是愤然撰写了《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部专著，名噪一时，遂被复旦大学、无锡国专聘为教授。期间创作戏剧**剧本、小说数百部，被誉为“金牌编剧”。1950年受爱国情节感召从香港回京，与欧阳予倩、田汉等学者创办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77年含冤逝世。

“我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搞戏剧史。”每当周华斌提到这段历史，都会热泪盈眶，“我父亲弄了一辈子戏剧史，直至他去世，他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没有一个搞戏剧史的。他去世后，我去周扬家里，告诉周扬我父亲的去世，周扬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家还有谁弄戏剧史吗’？”

周贻白的逝世，对周华斌触动极大。在1977年的寒冷冬天，他第一次认识到父亲毕生所致力于研究的工作竟如此有意义、有价值。于是他开始一头扎入书房，将周贻白留下的资料悉心披阅，父亲熟悉的字迹、文字让周华斌觉得这不只是家族的荣誉，更是一个值得延续、传承的文化事业，困顿书斋数年，周华斌终于将周贻白的数部作品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中国戏剧史讲座》、《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与《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周华斌自己也了解到了相当多的戏剧史知识与学术观点，兼之平时耳濡目染，对于父亲的爱及怀念，对于一门事业的潜心热爱，终于在不惑之年成为了自成一家的戏剧史专家，并受聘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讲授中国戏曲史。期间在全国各大重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拥有了较高的学术知名度。 《日落月上》是近年来周华斌出版的一部文集，所谓日落月上，指的是他刚刚从事戏剧史研究时，自己困顿教师公寓，白天上班，在日落月上的晚上开始阅读、创作的人生经历。

直至现在，周华斌都习惯晚上写东西。朋友、学生们常常收到周老师凌晨三四点发来的电子邮件，都觉得非常愧疚，让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劳累到那么晚。

“我习惯晚上写东西，安静，也没有谁打扰。”周华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影响到了身边很多同事、学生，“刚刚开始弄戏剧史那会儿，我晚上都睡的很晚，为了防止失眠就抽烟。”

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是以培养广播电视领域的人才为主的一门专业性重点院校。建校五十余年，为我国广电事业培养人才数以万计。但是这所学校却不是一所戏剧专门院校。就我国戏剧专业而言，有重视话剧舞台的中央戏剧学院，也有重视西方戏剧的上海戏剧学院，更有以戏曲表演见长的中国戏曲学院，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也较之北京广播学院而言，亦是起步早、成果多。

周华斌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如何在中国传媒大学这所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院校开展戏剧戏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是他一直琢磨、一直思考的问题。

戏剧，这门古老而又新颖的学科，是世界上最早的娱乐形式与艺术样式之一。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观众在台下观赏。这样的观演关系实际上与现在**、电视甚至互联网无二。只是戏剧比后者更苛刻，戏剧讲求的是“在场传播”，即演员与观众之间消解掉了“第四堵墙”，两者可以互动，但演员不能出纰漏，否则就会被哄场。随着科技的发展，剪辑技术的提高，在后者中，演员的错误可以被“剪”掉，许多需要在台下苦练数十年的扑腾翻打，现在只需电脑鼠标动几下，演员就能腾云驾雾……

无论怎么变，不还是“观演关系”吗？

敏锐的周华斌迅速地捕捉到了这样一层特殊的艺术关系，“戏剧”与“影视”实际上一脉相承。对戏剧的审美心理研究，当然有助于开拓影视美学的新路子。于是，“大戏剧”成为了周华斌在新时期的学术发生点。于是，学术界开始关注周华斌的“大戏剧”：《大戏剧：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发展观——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大戏剧”观念与21世纪戏剧前瞻——访中国传媒大学周华斌教授》……周华斌还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兴国创办了公开出版发行的《大戏剧论坛》学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涉足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后的周华斌，近年来出版了数部专著，在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卓有建树。并被教育部艺术硕士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委员会聘为指导委员，负责撰写教材的广播电视艺术部分。除此之外，还被中国传媒大学增列为广播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生导师。

但是周华斌并未因此而忽视对于戏剧戏曲学的研究与探索。在周华斌的带领下，中国传媒大学成为了国内戏剧戏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基地。戏剧教育形成了戏剧影视文学本科、戏剧戏曲学硕士博士与博士后四层教育梯队，为我国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培养输送了诸多专业性、建设性的突出人才。 《人民日报》曾刊载过一篇报道周华斌的文章，称其为“艺术家气质的学者”（《人民日报·海外版》1 9 9 8年6月2 2日第七版）。但周华斌本人做起学问来，却是相当的严谨。

其中，对于傩戏的研究，让周华斌拥有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傩戏，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演剧形式。其演出方式以群体头戴面具，跳舞歌唱为主，伴随着祭祀、巫术等民俗形式。由于它与最古老的戏剧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赓续，故被学术界称之为戏剧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演剧形式逐渐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以趋于亡。最后只在我国的湖南湘西、贵州、以及中原等偏远农村还有残存。对于傩戏的研究，既是对于戏剧史的补充与再认识，亦是为研究戏剧观演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为了考证一个历史史实，或是寻访一段表演，周华斌不止一次前往实地进行考察。由于缺少经费，许多次他都是到当地城市的朋友那里借一辆旧自行车，白天拼命地骑，晚上住在三毛钱一晚的大铺，和过路的农人闲聊。在山西考察傩戏文物，周华斌多次考察了晋南二十几个最偏僻的区县，废寝忘食、日晒雨淋地穿墓道、睡大炕，完全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至于对于傩戏表演的考察，周华斌更是多次去寻访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和中原偏僻乡村的傩乡，打破了“中原无傩”的说法。他在有关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并汇集成《古傩寻踪》、《中国巫傩面具》等著作，在国内外戏剧界影响深远。

周华斌教导学生，研究若局限在案头，难免肤浅、主观，他认为采取文物、文献、田间考察三并举的方式，即走出书斋进行研究，学问才能充满生机，理论创作才能充满灵感。对每一批开学的新生，周老师都会教导他们：做快乐学问，过美丽人生。

二零零七年初，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作为人大代表的周华斌积极建言献策。向人大提交了“文学创作应作评职参考”的提案。他认为，目前高校教师评职称单纯依靠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等级等方面的量化标准，小说、画作等在实践中创作的作品却不被列入其中，造成了很多刊物公开明码标价牟取暴利、学术造假等现象。“现在评职称，只要看看你的论文是否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共有多少字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中专生就能干，外行就能干。这种简单的管理弱化了管理人员的职责，降低了他们的水准。”

周华斌的提案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晨报》、腾讯网、《北京商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新闻，博导提议将文学创作列入高校职称评定标准，在全国尚属首例。

“吃文化杂粮”，是周华斌长期挂在口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己的学问就是吃文化杂粮积累起来的，所谓“文化杂粮”是他的一个学术主张，他要求在文科领域尤其是文艺领域做学问，万万不能“过于精专”，毕竟文艺是相通的，搞文学，要懂得艺术，做戏剧戏曲研究，要懂得音乐美术，这样才能够开阔眼界，寻求到文艺审美中相同的逻辑联系。

半个世纪的光阴，将一个苏州少年熏陶成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艺术理论家，这不得不说是“文化杂粮”的功劳，学问相通是周华斌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从其父周贻白先生那里求学问道，但是他的文化观念、治学风格却是与周贻白极其相似，他坦承自己受周贻白的影响很大，“我父亲也是吃文化杂粮，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自学自立，视野开阔，治学一生且著作等身。”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这是清代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听闻京师陷落、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后，捶胸顿足后的一段唱词。

崇祯十七年，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后，崇祯皇帝急忙在宫中鸣钟召集百官，意图寻求自救，然而，此时的文武百官早已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应诏。崇祯皇帝长叹一声，为了避免重蹈北宋徽钦二宗的悲惨遭遇，令后宫妻女遭受凌辱，他命后宫众妃嫔立即自尽，又亲自砍死自己的女儿。崇祯皇帝原有七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早年已经病逝。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将剩下的三个儿子杀死，就让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在几个太监的护送下趁乱逃出了皇宫。这三个儿子分别是十六岁的长子朱慈烺；十三岁的三子朱慈炯；十二岁的四子朱慈照。

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马上派兵四处搜寻崇祯皇帝的后代，并令文武百官三日内前来拜见。没有逃出北京城的太子朱慈烺领着两位弟弟前去投靠自己的外公周奎，想不到周奎不仅吝啬小气，并且还目光短浅、胆小如鼠，竟然不敢让外孙登门，就这样，太子朱慈烺和皇三子朱慈炯、皇四子朱慈照落到了李自成之手。李自成于是就将朱慈烺等人交给刘宗敏监管，后来还将朱慈烺封为宋王。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撤离北京城时，就将明皇宫及九门城楼付之一炬，并“挟太子、二王西走”，从此，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不知所踪。

也正因为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不解之谜，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就利用他们的名号登高而呼，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发动了多达七十多次的民间起义，困扰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皇帝近百年历史。

顺治元年冬，有一个姓刘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烺，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就给他换了衣服，送到了他的外公周奎的家中。刘姓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城陷落之时，逃到了李国公家，可是李国公的家人也都逃散了，他只好跟着一个卖豆腐的老婆婆生活了三个月。周奎见太子前来，非常高兴，并跪献酒食给他。但是时间一长，又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就报告了朝廷。清政府就命袁贵妃及东宫太子府的太监前来辨认。几个人看后，也觉得不太像，就问他当初宫中的旧事，刘姓年轻人也回答不出来，于是袁贵妃及东宫太监就上报朝廷，认为该年轻人是假冒的。清政府经过复审以后，对称宣传该男子假冒太子，予以处决。

顺治元年底，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英俊少年，于是，他们就结伴而行。夜晚睡觉的时候，穆虎发现少年内衣之上绣有龙纹，大吃一惊，慌忙问其身份。少年说：我乃崇祯皇帝太子，山海关一战被吴三桂抓住 ，后来又把我丢到了民间！穆虎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将其送到高梦箕处。少年见到高梦箕后，将自己在宫中生活的往事一一说给高梦箕听。高梦箕也无法判断少年身份的真假，只好将其安顿下来，之后又派人送他到了苏州，不久以后，又将其移送到杭州、金华居住。

少年到了杭州甚至招摇，不久以后，他的身份就被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获悉。于是，南明弘光皇帝就立刻派出太监李继周前去调查，并将少年接到了南京城，安置在太平门内的兴善寺住下。弘光皇帝第二天上朝时说：“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为了证明少年太子身份的真伪，弘光皇帝就找来多位官员前来辨认。大学士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经过他的辨认，认为该少年为假冒。弘光皇帝对该少年审讯得知，该少年实为附马之侄孙，名叫王之明，在南下逃难时，受人指使，就假冒崇祯之子，以谋求富贵。但是由于没有查出谋后主使是谁，就将该少年关进了监狱待审。不久清兵南下，弘光皇帝南逃，该少年就被清兵押解到了北京，不久就和朱由菘一起被清政府处决了。

关于北京和南京先后出现的明太子孰真孰假，不论在清初还是在现在，都多有争论，但是我们从其中也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南明小朝廷还是新兴的清政府，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真的。虽然弘光皇帝声称“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其实，如果弘光皇帝真的承认了南京少年为崇祯皇帝之子，那么，弘光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就在南京少年被扣押期间，宁南侯左良玉借题发挥，向朝廷发难，自称奉皇太子之命，前来“清君侧”，攻入了南京城。南明小朝廷发生了内讧，这也注定了南明小朝廷命不久矣。至于清政府，更不愿意承认北京和南京出现的两位少年是崇祯之后，如果那样的话，无论是杀是放都极为棘手，杀之，必将引起明朝遗民更大的反抗；放之，则会让更多的明朝遗民奉其为正统，引起不必要的动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律对外声称北京和南京两位少年均是冒牌货。

清政府虽然先后将南北两位假冒的太子处决，但是也让更多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顺治八年，陕西隆德县王道真自称是明天启东宫太子，暗地里招募英雄好汉，密谋“恢复故业”，被陕西平凉府捕获。虽然经过调查，王道真确为明宗室后人，清政府仍然按假冒前明东宫太子罪予以处决。

到了康熙年间，随着前明皇子隐匿民间的传说广泛传播，全国各地的反清组织纷纷打着明皇子的旗号与清廷斗争，尤其以杨起隆自称的“朱三太子”最为出名。

康熙十二年，杨起隆趁吴三桂造反，秘密潜入北京，在八旗奴仆之中展开了秘密活动，并计划于康熙十三年新年期间在北京城放火起义。杨起隆本就是一市井无赖，虽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却利用了当时的满汉矛盾，以谋天下最大的富贵。于是，他就假冒民间不知所踪的朱三太子之名，秘密壮大自己的队伍。

十二月二十一晚，杨起隆联络了镶黄旗监生郎廷枢家中的奴仆黄裁缝、正黄旗周公直家中的奴仆陈益等三十多人来到北京西城鼓楼西街周公直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就起义的相关事宜作出了具体布置：1、杨起隆自称“万岁”，建年号”广德”；2、义军称“中兴官兵”；3、二十三日五更，以白布裹头，红衣为号，约于北京城内外放火共举义事。可惜就在他们在室内密谋的时候，引起了周公直家中一个家仆的怀疑，就禀告了周公直。周公直感觉事态严重，就上报给了镶黄旗监生郎廷枢。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等迅速点起官兵，亲自包围了周公直的府邸。杨起隆组织起义官兵顽强对抗，但毕竟双方兵力太过悬殊，义军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除杨起隆少部分人得以逃离北京城，正黄旗周公直家中的奴仆陈益、杨起隆的妻子马氏及随从均被清军俘虏。为了搜捕杨起隆及其跟随者，清政府在北京城大肆搜捕，数百人被抓获，上千人受到牵连，其中有200多人被处决，并在全国通缉首恶杨起隆。

可是转眼三年过去了，“朱三太子”不仅没有捉拿到案，在福建反而又冒出了一个“朱三太子”。这个“朱三太子”原为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蔡寅，以“种园为主”。康熙十六年，郑成功之子郑经的部队在泉州、漳州被清兵击溃后，被迫撤离到了厦门。蔡寅纠集了海上一些散兵残勇，派许挺潜入泉州，并联络郑成功之子郑经，试图与郑经里应外合，夺回被清政府收复的泉州。其间，起义军以白布裹头，时人谓之白头贼。起义军在南靖、长泰、同安等地秘密开展反清活动，多次挫败了清军，有力的支援了郑经。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不久兵败于清军，只好投靠了郑经，并改名为蔡文明。

康熙十八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之孙岳乐驻师枫木岭时，在湖南省新化县僧寺抓获一个人，此人自称为崇祯太子朱慈灿。据其供述，李自成破京都以后，他从北京逃出，前去南京投靠福王朱由菘。朱由菘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将朱慈灿关押了起来，释放后被贬为平民。辗转流落到河南，落发为僧，跟朽木和尚习佛法。后来因病还俗，就在永州、宝庆一带密谋反清。康熙皇帝看了岳乐的奏折，说：我曾此事问过了前明太监，李自成破京城时，朱慈灿年纪尚幼，怎么能逃出京城，现在怎么还能活着？康熙皇帝为了证实此人的真伪，命岳乐将其押解到北京再行审议。到了北京后，康熙皇帝让他和杨起隆的妻子及相关跟随者对质，不仅杨起隆的跟随者不认识，就连杨妻也不认识。于是，康熙皇帝以假冒太子罪将其斩首示众。

康熙一朝，各地反清义军动不动就借用“朱三太子”的名头号召群众朝廷反清斗争，“朱三太子”也有多个说法，有的说是朱慈灿；有的是说是朱慈焕，其实，真实的朱三太子到底是谁，当时他是否真的活在世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清政府始终坚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让汉民族感情上的创伤短时期无法愈合，不断出现“的朱三太子”起义军也在情理之中了。

到了雍正皇帝执政的时候，他看到天下的“朱三太子”像割韭菜一样，好不容易把这茬割完了，又冒出来新的一茬，何时是个头啊，既然有人怀念“朱三太子”，那么我就通过官方指定一个真的“朱三太子”，看你们还会以何种名义闹下去！于是，雍正皇帝通过考证，找到了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的后代朱之琏。崇祯年间，朱之琏的祖父朱彝某被清军俘虏后编入镶白旗下。康熙年间，朱之琏入仕为官，颇有名声。雍正皇帝查找崇祯后人时，有人就将其报到了朝廷。雍正皇帝非常高兴，将其召入朝廷，直接赐一等侯，世袭罔替，并将其抬入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每年春秋祭明孝陵时，朱之琏就以前明后人的身份去南京，行明朔，用明礼之实，祭祀朱元璋。

但有一些历史专家认为，朱之琏的身份可疑，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朱元璋生前就给自己二十六个儿子的后代排列了辈分，比如，长子朱标后世的辈分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四子朱棣后世的辈分是：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十三子朱桂后世的辈分是：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规定，子孙后世名字最后一个字还必须是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以”木、火、土、金、水”为顺序，比如朱元璋的长子为朱标，长孙为朱允炆。据此而言，朱之琏字辈为贻，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一个“土”字旁的汉字。

当然也有人认为，根据朱之琏的祖父朱彝某的名字推断，朱之琏应该为朱元璋十三子朱桂的后裔，至于朱之琏不再使用祖宗留下的字辈起名，大约这个时候明朝早已灭亡，清政府四处迫害前明宗室后裔，躲都躲不及，谁还敢再往枪口上撞，为保平安，只好改名。

总之，不管朱之琏否真为明朝皇室后裔，但是对于朱之琏来说，真是天大的幸运。朱之琏的子孙世代享受着一等侯待遇，甚至清朝灭亡了，被袁世凯归到了清朝皇室，仍然可以从民国政府领取一大笔生活补助。对于清政府而言，有这么一个正宗的大明宗室后裔在此，其他心怀叵测的人再也不能以故明太子的身份造反了，花钱买到天下太平，实在是天下最划算的买卖。

雍正立朱之琏为前明皇室后裔后，民间的反清组织虽然仍然不绝，甚至到了乾隆年间，仍然有人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打着“朱三太子”的名号组织反清活动。传闻说在崇祯主政的时候，就知道大明王朝早晚得完，就下拔数百万银子前往吕宋岛安置移民、兴建岛屿。李自成破城后，崇祯皇帝就让自己的儿子前往吕宋岛，领导那里的前明遗民进行反清活动。

此时，离明朝灭亡已近百年，如果真有朱三太子的话，恐怕也超过了100多岁，更是不足为信。

纵观历史，其实自满清入关到宣统退位，从清初的“朱三太子”、到后来的“红花会”、“白莲教”、“太平天国”，民间起义组织一直不断，这也说明了，清政府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他们渴望回到汉人统治的大明王朝。而至于一直出现的“朱三太子”只不过反清复明组织秘密结社的一种手段罢了。至于真正的朱三太子，是死于了明末清初那场战乱中，还是隐匿在了民间已经不重要了。也许，对于崇祯皇帝的儿子来说，能在清廷的统治之下，在民间能够晨炊星饭、 承星履草平平安安过完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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