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人物塑石像的资料-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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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花钿是古代的一种装饰品，古代女性将金、银等制作成花的样子并贴在脸上，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漂亮。以下是我整理的浅谈古代女子的花钿，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花钿是我国古代女子面部妆容的一种特殊饰品，也是我国服饰、美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诸多化妆品中，花钿有着悠久历史，又最为女性所喜爱。所谓花钿，是古代女子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形的装饰物，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唐朝发展到鼎盛，宋元时渐趋没落。如今，在女人的脸上早已看不到花钿的妆面，但有关花钿的美好传说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

话历史 秦始皇曾让宫人贴花子

关于花钿的起源，民间流行着许多传说，有人说源于汉代，有人说源于六朝，也有人说源于唐代。曹丽芳介绍说，如果追溯我国女子在面部描绘或粘贴装饰图案的习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兴起了，比如，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彩绘女俑的脸上，就点有呈梯形状的三排圆点，河南信阳出土的楚墓彩绘木俑的眼皮之上也点有圆点，这应该是花钿的雏形，所以花钿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民间所传说的那样，至少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有文献记载的花钿出现在秦始皇时期。唐末马缟《中华古今注》载：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 曹丽芳介绍说，贴五色花子指的就是粘贴花子面饰，花子即为后来的花钿。汉承秦俗，并受楚文化的影响，花子应该相当流行。三国时开始流行 靥钿，这种特定位置的妆饰一直到唐朝还很盛行，晚唐文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误伤邓夫人颊，医以白獭髓合膏，琥珀太多，痕不灭，有赤点，更益其妍以丹青点颊，此其始也。 南北朝时，南朝兴起了梅花妆，这是一种形状特别的花钿。而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里写到的对镜贴花黄的花黄，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女子额饰，应该是花钿的一个类型。这种妆饰又称额黄、鹅黄、鸭黄、约黄等，方法是把金**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贴于额头，或在额间涂上**。除了《木兰诗》外，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美女篇》里也有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的描写。

说发展 花钿妆在元代淡出历史

唐朝时，额黄依然流行，初唐卢照邻就有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的诗句，晚唐的皮日休也有诗写道：半垂金粉如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 唐代已是花钿使用的鼎盛时期，女子面部的妆饰有了多种颜色和形状。五代十国的服饰承袭唐代并且有所发展，花钿继续盛行。曹丽芳介绍，成书于后蜀的《花间集》中，在描写女子的日常生活和妆饰容貌时，有很多以花钿写意的词句，如顾夐《荷叶杯》里写道：小髻簇花钿，腰如细柳脸如莲。 甚至有女子把各种花钿贴满面颊，如欧阳炯《女冠子》词里写到的情形：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 到了宋代，随着崇尚淡雅之美风气的兴起，浓艳风格的花钿逐渐失宠;至元代，花钿终于淡出了女子的妆台。从此以后，唯有在一些传世的书画作品和考古发掘中，人们才能找到这种在古代曾经流行了一千年的时尚饰品的影踪。

典故传说

寿阳公主额上印下梅花

有关花钿的起源有好几个传说，尽管产生的时间不同，与历史事实也不相符，但传说本身是美丽的，都反映了古代女子对于美的理解和追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梅花妆的传说。

据北宋初年所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仰卧于含章殿下，殿前的梅树被微风一吹，落下来一朵梅花，不偏不倚正好粘在公主的额上，而且怎么都揭不下来。于是，皇后就把公主留在自己身边，观察了好长时间。三天之后，梅花被清洗了下来，但公主额上却留下了五个花瓣的印记。宫中女子见公主额上的梅花印非常美丽，都想效仿，于是就剪梅花贴于额头，一种新的美容术从此诞生，当时被称梅花妆。

这种梅花妆很快流传到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官宦**及歌伎舞女们争相效仿的时尚妆容，一直到唐五代都非常流行，如五代前蜀时期诗人牛峤在《红蔷薇》中写道：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 说的便是这个典故。至宋朝时，还在流行梅花妆，南宋汪藻舟行汴中，无意中看见了水中画舫上的美人额妆，于是作《醉花魄》，在词中他以陶醉的心情吟咏道： 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银蟾白。 曹丽芳感叹说：我们可以想见，那印着梅妆的美丽容颜给词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上官婉儿眉间被刺红梅

花钿在唐朝达到了它风行的鼎盛时期，唐代诗文里随处可见它的芳踪。大约是出于对本朝文化的极度情深，晚唐有一种传说，认为花钿起源于唐朝，而且与著名才女上官婉儿有关。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 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段成式之子(或其侄)段公路在《北户录》里叙述得比较详细：天后每对宰臣，令昭容卧于案裙下，记所奏事。一日宰相对事，昭容窃窥，上觉。退朝，怒甚，取甲刀札于面上，不许拔。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后为花子，以掩痕也。 曹丽芳介绍，他们的记载后来在民间演变成了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

有一次，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令将婉儿黥面，她喝道：昔日你祖父(上官仪)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 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 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呀? 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黥刑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刺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于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花钿用以掩饰面部瑕疵

花钿还载入了唐代的志怪传奇中，成为表达作品思想的一种道具。李复言著有《续玄怪录》一书，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名叫韦固的男子，因不相信月老的婚姻命定说，就派人去刺杀那个所谓命中注定的年仅三岁的妻子，但刺客的匕首刺偏了，只刺中了女孩的眉心。后来，那小女孩长到十七岁的时候，机缘凑巧，果真嫁给了韦固做妻子，不过，她眉心总是贴着一片花钿，从不脱去。韦固问其原因，她便讲述了三岁时的经历，韦固大惊，顿时想起月老的婚姻命定说，明白自己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

李复言在描写韦固妻时，说她眉间常贴一钿花，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说的是韦固妻为了掩饰被刺伤的疤痕，连洗澡和非正式场合也从不将花钿摘下来。曹丽芳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花钿的作用除了装饰外，在唐朝民间，在那些聪明女孩子的巧妙妆饰之下，它还可以成为一种对面部不完美的修饰。同上官婉儿一样，这种以贴花钿来掩饰面上疤痕的妆饰，真可谓古代女性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创举。

诗人话花钿

对唐代文学颇有研究的曹丽芳老师发现，花钿曾是唐代女子的心爱之物，它紧贴女子肌肤，如同闺中密友般伴随和见证了她们的情感与生活。相应地，花钿意象也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唐代诗歌中，可以说随处闪耀着花钿那迷人的光辉。在诗人的笔下，它也被赋予了或富贵或贫穷的出身、或欢乐或哀伤的情感、或顺畅或坎坷的命运、或温婉或泼辣的性格。走进唐诗的意境里，去追寻那一枚枚富于深情和巧思的花钿的倩影，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进入了唐代女子们所精心营构的那个情意款款的绚丽世界。

花钿为诗中女子平添娇媚

当诗中的女子心情愉快的时候，一枚精致小巧的花钿会更增加她的娇媚明秀。诗人李端笔下的女子是：杨柳入楼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钿。 (《赠郭驸马》)意为：她在花钿的妆饰下是那样的美艳，以至于连水中的芙蓉都会嫉妒。章孝标则在《柘枝》诗中描写了一位风姿绰约的舞姬形象：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摇。 这位舞姬身着罗衫，面点花钿，脚踏锦靴，细腰款摆，在欢快的鼓声中碎步轻移而出，跳着一曲柘枝舞，头上那锦绣成团的帽子随风摇动，尤显得她风姿飘逸。

花钿的作用不仅仅是妆饰，它还可以为生活增添几许情趣。卢纶《古艳诗》中写道：残妆色浅髻鬟开，笑映珠帘觑客来。推醉惟知弄花钿，潘郎不敢使人催。 这位神态慵懒娇憨的绝色歌女，凭借着手中摆弄的一枚小小花钿，为她在香艳气质之外，平添了几分狡黠的情趣。

贵妃殒命花钿散落无人收

当诗中女子惆怅失意时，陪伴她的花钿也和她一起默默承受着不易言传的寂寞哀伤。温庭筠在《弹筝人》中写道：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 该诗用描叙的笔法哀叹一位弹筝艺人的遭遇。诗人巧妙地以物喻人，借花钿、筝柱的黯然颓败，暗示绝代艺人的飘零凄凉。唯其老境悲凉，故而格外眷恋昔日的盛荣，一旦旧曲重弹，即勾起满腹的愁绪怨意，不禁泪下滂沱。

借花钿来传达女子命运的悲凉，最动人心魄的当属白居易的《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被当作红颜祸水的杨贵妃被迫赐死在马嵬坡下。死时，她面上所贴的花钿、头上所戴的金钗散落了一地，死后也没有人为她收起。而那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唐玄宗，此时眼看着心爱的人就这样死去，却救她不得，只能掩面而泣，步步回头。只此一句花钿委地无人收便道尽了杨贵妃死时的无比惨烈与死后的无尽凄凉。

白居易借花钿表淡泊心迹

唐诗中，作为意象的花钿，有时候表达的不是真正的女子情状，而是作者的一种生活情态或雅趣情怀。如白居易《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郑家林亭得先字》中写道：盛世陪上第，暇日会群贤宾阶纷组佩，妓席俨花钿。 诗中饰有花钿的争芬斗艳的歌妓并不是作者刻意要描写的对象，她们只是作为文人墨客闲暇生活的一种点缀而存在，诗人要传达的是他们对这种惬意生活的享受心情。与白居易有同感的还有杜牧，他在《早春赠军事薛判官》诗中写道：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唯君莫惜醉，认取少年场。 这里用花钿作为弹弦奏乐的女子的代称，描绘出一幅把酒高歌的场景，劝那位薛判官要珍惜可以尽情享乐的时光。然而，一味地饮酒作乐，不免令人空虚厌倦，白居易在《酒筵上答张居士》诗中，就借花钿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的反思和感慨，弦管声非实，花钿色是空。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 花钿美色、丝竹美音，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可有谁能真正知道这个道理呢?或许只有那些早就看透了人生本质，抛弃了功名利禄的人吧。白居易在此表达的是想要远离世俗、淡泊名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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