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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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召开。来自国内20多个省市的学者，向大会提交论文60余篇。学者们在论文里，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和见解。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甚广，可谓是对曾国藩的一次全面评价。本文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进行综述介绍。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从战国时期产生，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地主阶级的一层建筑，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自产生以来，历朝都实行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到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产生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开始产生，国家也随之出现。在奴隶社会，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王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同各级奴隶主依靠国家行政机构、军队、刑罚、监狱等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周武王灭商以后，我国历史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西周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分土封侯制。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又是诸侯的共主。周王以下实行分封制，形成一种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宝塔式的统治，并且世卿世禄。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出现了春秋五霸迭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领主制经济解体，封建地主制经济萌芽，战国时期各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在不同程度上削弱或基本上取消了世卿世禄和分土封侯制，逐步建立起了以职官制度为特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国君起初称侯，战国中期以后，相继称王。车君之下，由相和将分掌政治和军事。相之下，有御史、执法、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官职，分掌兵刑钱谷等。地方则逐步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长)均由国君任免。县下有乡、里等基层组织。这是一套正在形成中的以地主豪绅为基础的新的封建政治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即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开始。秦始皇以原有的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皇帝制。确定最高统治者的名号为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帝，总揽国家大权。

（2）三公九卿制。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称为“三公”，分别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监察百官和管理军事。“三公”之下还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各部门的政务。

（3）郡县制。郡设守、尉、监御史，郡下设县，县以下是乡、里，基层治安机构叫“亭”。郡县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和执行皇帝的命令。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体系，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它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对保卫、巩固统一，对促进封建经济、文化发展，都起过一定作用，对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都是沿袭了这套制度。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慨然写道：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何谓秦政?就是君主专制统治。这种政治，是由君主个人全权占有和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其统辖范围内的任何人物对君主都是绝对隶属和臣服的关系。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

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中央机构继承秦制，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在地方上则实行“郡国并行制”，即一方面设郡，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子弟为五，建立诸侯国。诸侯国后来逐渐成为割据五方的地方势力。文帝、景帝时，为消除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汉武帝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有：

(1)改革中枢体制。A.建立中朝。为削减丞相权力，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中朝”，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也称为“内朝”。依靠内朝，削弱相权。B.设置刺史与司隶校尉。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把全国划为13个州，各州设刺史一人，定期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各郡官吏和地方豪强的行为，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在首都所在地设司隶校尉，纠察京师百官。C.《推恩令》与《附益法》。将诸侯国越分越小，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削减诸侯国的力量。D.加强法制。增补《汉律》，重用“酷吏”。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

(2)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西汉前期实行征兵制，中央没有长期驻守的军队。汉开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侍从军主要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禁卫军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

(3)改革财政。汉武帝对财政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改革有四个方面的措施：A.改革币制。禁止私人铸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B.盐铁专卖。收盐、铁、酒归官营。C.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贷物，以谋取利益的政策。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D.算缗、告缗。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还下令“告缗”，鼓励告发隐瞒财产不报者。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统治。还在长安兴办太学，培养人才，以选拔官吏。

这样，西汉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刘秀建立东汉后，以“中兴”汉家相标榜，恢复和发展了西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

(1)退功臣，进文吏。刘秀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选用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为官吏。

(2)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削弱司徒、司空、太尉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

(3)加强监察制度。恢复和加强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三套监察机构。

(4)集军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中央的军队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在地方上有两支，即黎阳营和雍营。

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57年）

由于士族门阀势力的膨胀，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央集权制的失败。但在各割据区内，统治者也都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完善

隋的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隋文帝即位后着手改革，维新朝政。

(1)三省六部制。在中央机构方面，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就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草拟政令、审核政令和执行政令；六部是吏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管理官吏考核任免、户籍财政、礼仪科举、军政、刑法、工程营造等事务。六部长官都叫尚书，归尚书省管辖。

(2)州县制。地方的行政机构，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还加强对地方官的考核，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免。

(3)改革府兵制。将军户编为民户，户籍改属州县管理，和一般民户一样按均田令分得土地，从事生产。从此，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由原来的兵民分离制度成为兵农全一，寓兵于农的制度。

(4)创立了科举制。隋文帝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地方州、县学每年推选优秀生到朝廷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录用。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科举即分科取士，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影响：防止豪强地主把持政治大权，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途径，扩大了地主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

(5)编制《开皇律》。

唐朝沿用隋制而有所改进，使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完善。

(1)中央与地方官制。在中央，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仍实行州县两级制。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唐玄宗时分为十五个道 。

(2)府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府兵的基本单位叫折冲府(又称军府)，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隶属于太子。军府所领的府兵叫卫士。卫士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操练，不纳租调，不服徭役，但要轮流到京城宿卫，或到边境戍守。遇到战争要自备衣粮器械，应召出征。领兵将领都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作用：有利于防止将帅专兵跋扈，40%的折冲府集中在关中一带，使朝廷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

(3)科举制。创始于隋的科举制，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唐朝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等。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和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过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义，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之最受重视。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为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释褐试)合格，方能授官。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4)法律。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唐律疏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发展，出现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到后周时开始出现走向统一的趋势。周世宗柴荣进行了改革和南征北伐，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北宋的统一与秦汉、隋唐的统一不同，因为当时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政权与之并存。为了阻止其它政权的侵扰，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北宋在权、兵、钱、法等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在中央，由宰相掌管政事，正职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副职叫“参加政事”。另设枢密院掌管军事，设三司掌管财政，这样相权缩小了，标志皇权进一步提高。 在地方，推行用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县官原由地方任命，改由朝廷委派；州官之下，另设通判，名为副职，实为互相牵制。

(2)军事制度：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把地方精兵编入禁军，地方只留些战斗力低弱的厢军。禁军由中央直接控制，屯驻京师，轮流戍守边地。又创禁军“更戍法”，使兵将互不熟悉，将不专兵，便于朝廷控制。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

(3)财政与法律：北宋把地方的财政权划规朝廷设置的转运使管辖。在各路设提点刑狱掌司法，凡死刑必须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权收归中央。

影响：加强了皇权，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但对武将防范过严，官僚不断增多和军队缺乏训练，又酿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北宋中期，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进行了变法，主要内容有“理财”和“整军”两大类。但新法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变法运动最后归于失败。

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政权分立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但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维护其大一统局面，也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中央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掌兵权、御史台掌监察。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长官后来都由皇太子兼领。另外还设宣政院掌管佛教及吐蕃事务，设通政院掌管驿站，将作院掌管式匠等。

(2)行省制度。元朝地方政府，主要设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称为“腹里”，直属于中书省管。此外，则设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各行省的组织均仿中书省，设丞相(但例不常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处理一省的政务，举凡民政、军政无不统领。

元朝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对后世影响很大。元朝以后，行省的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

(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极端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获得高度发展。

（1）行政方面，在中央，明太祖借口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和丞相，把相权分给六部，还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在地方，明太祖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废行省，设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政。三司长官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影响：丞相的废除意味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明成祖时，形成内阁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完全由皇帝控制。

（2）军事方面，在中央，明太祖设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管兵权，相互牵制。明太祖又创立了卫所制度，各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统由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影响：使兵部、都督府和卫所总兵将官都不能专军权，军权集中在皇帝手里。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

（3）监察方面，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作为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三法司”不能决断的案件，由皇帝裁决。为了监视官吏和镇压人民反抗，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时设立“东厂”，明朝中期又设立“西厂”，锦衣卫、东厂、西厂都是特务机构，合称“厂卫”，明朝还有一种叫“廷杖”的刑罚，即皇帝在殿廷杖责官员。影响：使国家司法权集中在皇帝手里，厂卫机构的设立是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表现。

（4）学校和科举，明代学校用以培育人才，秒举用以登进人才。学校在中央称为国子监，又名国学、太学。在地方上的为府、州、县学。在科举考试方面，考试分为两级，低一级的是乡试，高一级的是会试和殿试。考试的内容是儒学的四书、五经，应考者不许发挥独立见解，文体为“八股文”。影响：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

(5)《大明律》和《大诰》。修订法律，严刑峻法。

清朝沿袭明朝政治制度又有所改革，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中央制度。清初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央机构，但权力愈来愈小。内阁之外又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军国大事。康熙时设南书房分内阁之权。雍正时推行奏折制度，内阁之权更为削弱。雍正七年成立军机处，此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成为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军机处无定员，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的制度上的规定，只是奉旨办事，更有利于皇帝集权。中央机构有六部分管政事，刑部和都察院、大理寺全称“三法司”，审理重大案件。另设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设内务府管理皇家事务，以大臣统领，排除了宦官对皇权的干扰。

清圣祖玄烨(1662-1722在位)

(2)地方制度。在地方上分省、道、府、县四级。省的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大致两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督抚以下各省设承宣布政使管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管司法刑狱。省下为道，道下为府，府下为县。

(3)边疆制度。在东北地区，盛京为陪都，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另设奉天府，掌盛京地方之事。在盛京、吉林、黑龙江各设将军一人掌军政。在外蒙古地区，实行扎萨克制，即盟旗制度。在青海、新疆、西藏，设办事大臣。

(4)兵制。清朝的军队主要有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是清入关前原有的部队，定都北京兵，把八旗兵分成京营和驻防两大部分，各有十余万人。京营保护皇帝和拱卫京师，驻防坐镇地方。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配合八旗兵驻扎北京和各省，约有六十万人。二者交叉分布，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既便于防御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又便于八旗兵监督和控制绿营兵。

(5)思想统治。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加强思想统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自建立之始，就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一方面，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要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改变它的统治手法，历代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首先在于此。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促使其强化国家机器。

从全国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历代都是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地方的权力。体现在：（1）财政上，“利出一孔”，归于中央。即财源由中央垄断。为达到对全国财权的控制，历代封建王朝采取多种措施，一方面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保证农业税收的来源。如西汉编户制度：东汉及一些朝代核实全国田亩，隋唐在中央设户部，管理财政等事宜。另一方面加强对盐、铁、铜、钱币等重要资财的管理。如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2）剥夺地方事权，官吏自帝出。（3）司法上，法由帝颁，律由国掌。（4）军事上，“强干弱枝”，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军队，皇帝总揽兵权（5）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从中央来说是皇帝与大臣的矛盾，加强皇帝的权力，削弱丞相的权力。秦汉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为首，百官隶属于皇帝，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西汉武帝时设置中朝，东汉刘秀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隋唐的三省体制，则把相权一分为三，体现皇权的加强；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不设。永乐朝创设内阁，至清朝又设军机处，这一变化反映皇权已达顶峰。从宰相制度的变化之中，我们看到：皇帝通过对相权的分割、削弱，一步步地把各种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有效地实行君主专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在客观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他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最终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是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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