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书比较全面地诠释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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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太久 文学一本书概括不了 ＜人间词话＞不错 以下是在网上找的 文学史及总论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 2. 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3. 郭丹《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上下册）学林出版社，2005年7月。 4. 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本书辑录早期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义三种，即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以及吴梅的《中国文学史》，感性而全面地呈现出20世纪初出现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文学史以及首开文学史教学的北京大学的风貌。 5. 游国恩《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本书是作者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武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全书共分４卷，包括：周前、周、秦、两汉、三国和宋文学。 6. 李中华《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珞珈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本书包括学术思潮与文学风貌、封建政治与文人遭遇、宗教民俗与文学蕴含、文学观念与时代精神、文学体式与考证等五部分。 7. 李定广《古典文学新视角》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本书是用当代新理论、新视角来研究、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系列成果结集。作者特别注意采用中西结合的理论观照，其文章大都有新颖的观点，或推翻前人成说，或发前人所未发，或解决旧问题，或提出新主张。既新人耳目，又言之有据。 8. 汪小洋、孔庆茂《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3月。科举文体，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文章体裁、体式。作者从这一角度研究科举制的内涵、科举取士的观念及科举制下文学的发展。 9. 陈飞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10. 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 11. 熊礼汇《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珞珈语言文学学术文库”。本书共分三编，主要介绍了两汉散文艺术嬗变论、略论魏晋文风嬗变的文化动因、韩愈古文艺术精神论、论曾巩古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等。 12. 胥洪泉《中国古代散文简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中国古代散文简史》郭预衡编，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5年6月。本书作者集研究中国古代散文40多年的结晶，既吸纳海内外的不同学术见解，又独抒己见，从先秦到近代，客观地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流变的总体趋势和轨迹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其论述范围的阔大宽广、艺术剖析的色彩和意境、文献注释的丰富考究，较之以往的同类出版著作更为可观。 14.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本书是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年版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修订。将原书时间的下限从原来的1949年，扩展到2001年，并且特别增添了目前资料较少的港台文学翻译的情况。 15. 李生龙《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岳麓书社，2005年5月。本书作者从事道家研究20多年，1992年出版过《无为论》，1998年出版这本《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200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道家演义》。岳麓书社再版《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使之进一步完善。 16. 孙昌武《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17.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 18. 赵敏俐《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本书从照顾各时代特点出发，从艺术生产的总原则出发，每个时代分别选取不同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能更好地反映各时代艺术生产特点，反映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内容的丰富性。全书共12章，导论和结语各一，以时代划分，从《诗经》至元曲，分别探讨了各时代歌诗艺术的成就和特点。 19. 胡晓明《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20. 高人雄《山水诗词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林家英序言 21. 彭漪涟《古诗词中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22. 方有国《古代诗文今注辨正》巴蜀书社，2005年2月。本书对中学语文、大学语文、大学古代汉语、大学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权威教材中的注释进行了分析，对其中的有误之处一一举证，颇有说服力。 23. 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本书在扼要介绍游侠的缘起、发展与衰亡基础上，着重从地域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特殊人群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清理。由此，对其人格构成的方方面面，以及这种特殊人格的形成原因、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首度作了深入详明的论述。相较于著者所作的《中国游侠史》，本书更多的是择取一种横向的、逻辑的叙述方式，旨在通过游侠人格的梳理，进一步充实后人对其人群特征的认识；揭示出侠作为主潮文化的对立与补充，其人格构成对于中国人集体人格健全的意义与价值。 24.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1905-2005)。本书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11月初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纵则溯原始、析名义、辨分歧、述流变，描绘游侠共时代风习相为迁化之情形；横则由游侠之服饰佩戴、谋生方式，进而综论其人格精神，更比较以西洋骑士、东瀛武士，显示其种种生存样态。 25.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本书阐明了上海各期文学发展的动因、特征、地位和作用，揭示上海文学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根源和运行机制。 26. 吴海、曾子鲁主编《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本书为迄今为止第一部阐释江西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古代文学从晋唐开始，近现代文学截至20世纪末。所选作者作品，以江西本土为主，兼顾仕官游历于江西，但对江西文学的发展确有影响的作家及作品。现代文学则收录了较能体现江西地域特色及时代特征的苏区文学，从而较完整地勾勒了江西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整体轮廓。 27. 河南文学院编著《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3月。本书以图文形式解读河南文学发展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28. 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赵昌平、陈伯海序。本书是以文化诗学整体性研究方法撰写的文学史。作者用他独特的文学史观清理了魏晋至北宋这一段文学演变的线索，又通过文学史轨迹的综合考察，生动地显示了他的文学史观。 29. 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本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文学专题史著作。作者尝试运用形象学、母题学等研究方法，在一个悠久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阐述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商人形象的演变史，并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商人的理念，以回应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启示与冲击。（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30. 许金榜《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戏曲卷），齐鲁书社，2005年1月 31. 王琳《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散文卷），齐鲁书社，2005年1月 32. 王恒展《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小说卷），齐鲁书社，2005年1月 33. 李伯齐《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诗歌卷），齐鲁书社，2005年1月 34. （日）兴膳宏《中国古典文化景致》李寅生译，中华书局，2005年7月，王晓平主编“日本中国学文萃”。随笔集。 35. （日）小川环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7月，王晓平主编“日本中国学文萃”。本书由小川环树先生的弟子山本和义先生从《小川环树著作集》中精选篇目，由周先民译成中文。书中选译小川先生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之论文数篇，对宋代诗人的艺术成就等作了深入的论考。 36. （日）增野弘幸等著《日本学者论中国古典文学：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集》李寅生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6月。本书收集日本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性文章十余篇，展示了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 37. 莫砺锋《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中华书局，2005年9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古典诗学的学术专著。共分三辑。第一辑从唐诗人薛能、《红楼梦》诗词、苏轼词入手，着重探讨古典诗学的内部结构，并对于诗学史上夺胎换骨说首创者的问题做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二辑通过对唐宋诗人杜甫、苏轼代表人物，对古典诗人做了文化学上的考察，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真知灼见。第三辑从古典诗词的注释、校勘、选本入手，探讨了古人对古典诗歌的阐释。 38. 戴燕选编《历代诗典》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本书选编了先秦诗词四十七首，汉魏六朝时期一百六十四首，唐五代时期一百八十八首，宋辽金元时期二百二十九首，明清时期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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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设境

——中国古典诗学语言本体论

丁云亮

中国古典诗学对诗歌语言的研究，有着优良传统，许多诗论家依据创作实际情况，有过精细的阐述和深刻的见解。特别是对具体诗作的评析，不仅很有说服力，而且有不少卓见，使读者常有豁然开朗之感，由此获得审美的享受。本文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将盈篇累牍的诗论，作一番爬罗剔抉的工作，梳理并阐释古典诗学对如何利用语言创造意境的独特贡献。

一、“在泉为珠，着壁成绘”

言明象，象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周易略例》)，是古人对言、意、象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的一般性认识。诗歌，作为人类复杂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情感的反映形式，它的语言既要求准确地传达情意，富有感染别人的客观有效性，又要求由语词、韵律、节奏等形式因素所建构起来的结构世界，具备自足的审美价值功能，即“托物兴词”、“随物宛转”，利用意象符号，通过暗示与象征，“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诗歌整个创造过程，也是艺术符号的物化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物象的移动、转换，甚至“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空图《诗品·缜密》)。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默会心目。可以说，意象是构造诗歌的基本元素，诗歌语言正是这些意象群的符号化形式。诗人心合造化，言含万象，“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枝一叶总关情”，天地间日月山川、草木烟云，成为主观情思的象征物，皆随我用，为我所役，形成诗的审美意蕴的感性显现。有些表象性的语词，如“流水”、“落花”、梅兰竹菊等，由于古代诗歌中的长期使用，积淀着中国士人共同的民族情怀，更成为普遍运用的艺术形式和稳定的符号系统。

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赞王维的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意谓王氏诗的语言，象泉水之珠，明亮醒目，又似落壁之绘，神色毕著，词无虚设，秀丽典雅，意境幽美，情韵超常，令人游目骋怀。这确实是中肯之论，道出其诗绘画性的本质特征，它和苏拭所讲“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意见相近。诗中画境的品评，是对诗歌语言具象性和鲜明性的突出强调，同时也把诗语从意象经营扩大到境象表达，从整个意境角度来解析。后来的诗论家常说的“工致人画”、“宛然入画”、“大有画意”，都出于一辙，要求好的诗作、诗句，叙述情景，把主观情绪迹化为鲜活的显象结构，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通过具体可感的有限形象，构设出层深的境界，使欣赏者如在深山，如同野壑，畅神卧游。明人胡应麟《诗薮》比较唐代不同历史时期绝句优劣时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可并论乎？”盛唐诗多佳境，其琢句之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其物，有兴象风神，形迹俱融。这种取类作譬的方式，不仅出语自然超迈，使语词表达丰富多变，更重要的是提供具有明彻视觉性的可感境象，事物的形貌似乎触手可及，借以传达出象外之意。

吴乔《围炉诗话》以“米”为喻，指出：“书以道政事，故词宜达；诗以道性情，故词宜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如果将日常语言比作“米”的话，那么诗语便是“酒”，是变了形的日常语言，或曰超常语言。古代诗歌语言，特别是近体诗，从每一句来看，不过是几个语词的联结缀合而已，实际上每个语词又往往是具象的符号，它对应着一个个负载情感的意象，经意象群的聚合而成诗境。举一较常见又有特征性的例子：“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两句诗，诗句全由名词运用排叙法组成。李东阳《麓堂诗话》评论说：“人但知其能道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闲字，止提出紧关物色字样，而音韵铿锵，意象具足，始为难得。”“不用一二闲字，止提出紧关物色字样”，二句中六个名词没有一个虚设，皆关物色；有听觉，有视觉，诗人却巧妙地省去了“闻”、“望”、“见”等动词，以及主语“我”等代词，直接用形象说话。每个语词都代表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它们组合成一幅幅似乎并不紧密相关而又可互相打通的画面，这样的画面是多重视轴，在时间上具有跳跃性，空间上具有模糊性，凭感觉的经验与情绪的流转连接一体，延伸了字面的意象时空，读者可以通过整体的知觉感受，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两句诗读后，虽然不能明晰地知道诗中具体的时间概念、空间位置是什么，但语词性质的相似关系，使“羁愁野况于言意之表”，游子客居在外的孤独落寞之感，心领神会，恍若所见。没有联结词，由负载画面的名词性词组直接联缀，是文言文语言超越约定俗成的语法规范和冻结固定的结构系统，在诗歌中的具体运用。这或许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倡的反常化(又称陌生化)手法，即通过艺术处理方式(主要针对艺术语言)的反常化，将熟悉的对象变得生疏起来。它是一种颠覆习惯化的过程，将习以为常的标准性的东西加以“创造性损坏”。前引两句诗，从语言构造上讲，它既不符合日常语言的习惯，也背离书面语言的规则，名词词组之间省略任何联结词，整个句子失去了主谓的分别、因果的关系，外在的逻辑链条断裂了，人的理智的惯性暂时受到挫折，但真正的欣赏者依据一个个意象内在的情感逻辑，直探言外之意(行旅愁思)。正是利用反常化手法，诗人才能最大限度地遣使语言，又能扭曲、变形日常语言，最大限度地用活语言，一旦表达成功时，就把读者重新“唤醒”，让他看到一个全新的生气盎然的诗的境界。

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诗歌要传达出诗人的情思意念，完美地创造生气横溢的境界，必须借助具体的艺术形象，召示艺术生命的本真；语言为了尽象，谋求变成生动的现实，即需采用特殊的技巧(如反常化手法)，使结构形式具有最大的含蕴性和启发性。中国古典诗学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除了个别诗语的变异，更注重整体诗境的拓展，并将其概括为“赋、比、兴”三义。在我看来，赋比兴不只是曲达隐情、探幽发微的艺术方法，也是设立境外之象的有效手段。诗表达的是复杂的个人与人类的情感信息，若用陈述推理性语言，便无法达到目的，惟有采用意象性信息传递，建构特殊的诗境，才能冲破实用指称功能的限制。所谓“比兴寄托”，便是对寄寓深刻于语言之外的申说。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里指出赋、比、兴应用的分别，并特别提及“兴”的作用，认为“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无端说一件鸟兽草木，不明指天时而天时恍在其中；不显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实说人事而人事已隐露其中。故有兴而诗之神理全具也。”鸟兽草木，作为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物，无情理可言，然而经过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妙笔化为诗行，这些自然物被拟人化，与人的主观情意相对应，便形成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艺术境界，妙趣横生，引人思发。比兴之外，“直书其事，寓言写物”的“赋”，有时也同样得到这种效果，《岘佣说诗》载《述怀》诗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评曰：“乱景光景如绘，真至极矣，沉痛极矣。”寄书是为收书，以便探听家人消息，现在害怕消息传来，兵荒马乱时代民不聊生的图景见于言外。这也就是司空图所讲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诗品·含蓄》)，诗人没有表白一字，但心中郁积的情结怨愤，倾尽无遗。

诗歌是语言的一种存在方式，语言即是诗歌的显性形态，诗的价值浸涵于语言的结构系统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并非说不要文字的表达形式；相反，诗人正是借语词所承载的意象群体本身，通过描绘具体的物象、景观，融入个体对宇宙生命、自然机趣的独特感受，含而不露(诸如用赋比兴)，创造富于立体感的，具有多方面启发性的境界。王夫之说得好：“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多景语。”何谓“能作景语”？即诗人要“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姜斋诗话》卷下)写景本身就是言情，只因景显情隐，似乎“不著一字”，一旦情景不再分离，妙合无垠，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就“尽得风流”了。按照日本学者川野洋的分析，文学作品作为艺术信息的符号形式，具有二重性，即语义信息与审美信息。语义信息是一种有着确定性意义的信息，属表层意义，它解释、说明事物，是理解审美信息的基础，也是步入艺术世界的阶梯；审美信息是一种意象性信息，属深层意义，它融铸了作家主体的情绪、体会，负载情感意味，且具有模棱两可性。对于一首诗来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开放性，使得所营构的境象存在多面性，本身即具有“潜在的意义系统”或“信息容量”，它们往往超越一般语言之能指、所指阈限。以语言为媒体的诗歌艺术形象的这种独特性，不同于以色彩、石料、音响为媒体的绘画、雕刻、音乐艺术，它表现的是，读者参加完成的具象化的、又较为糊模的意象聚合世界，看似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即文字所显示的是一层境象，字外暗示的又是一层境象；后种境象是欣赏者以前种境象为契机，以个人经验为前提，借助知觉想象力转换生成的。不同的读者，前种境象相差无几，后种境象因加入自我表现的成分，往往迥异其趣。很显然，前一境象所标示的意义是语义信息，呈现表层意义；后一境象的意义所涵盖的是审美信息，它游离出语言本身的“容量”，指涉范围不确定。正是这种空幻飘忽的佳境，若即若离，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显得语近情遥，语浅情深。若仅从语言表面观照，则无法洞明诗歌语境所蕴含，却又存在于语词之外的深层意味。

诗歌，要想达到超出语言之外、音节之中的“取类也小，称名也大”的艺术至境，不只在描写的真切不晦，刻划的细腻肖似，还需要经历汇通、体认心灵的艺术抽象的过程。比兴之法，能化物象为浸透情感的诗之境象，但想不流于外表末节，而寄托遥深，有活泼泼的生香活意，把握那超越有限的无限本体，还要抓住外物的本质特征，使诗之境象气韵生动，同宇宙生命一样，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劲气周流的审美情调。诗歌有神气，才有韵味；没有神气，犹如绘日月而无光彩，黯然失色。同时，形具而神生，形神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形是事物精神面貌的物质外壳，又是创作者“胸中逸气”栖息之谛所。形寓于神，神超出形。所以，古典诗学提倡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传神写意。为了词尽意余，不把“所指”直呈出来，凝炼浓缩地遣使语词，下虚字有力，用实字无迹，所表达的境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同上)诗句突破单个语词局限性和封闭性，文字所未表达出的意义，通过诗的整体结构的“压强”或“张力”释放出来。总之，诗语提供的境象，是鲜活而富有灵性的，它能超越语言的内部规范，“物外传心，空中造物”，展示多重暗示，为读者留有广阔的自由联想的空间，满足其期待视野，取得余味曲包的美学效果。

三、“歌吟咏叹，流通动荡”

从文学发展的起源看，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尚书·尧典》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说。这是诗歌存在的初级形态。随着时代的递相更换，社会生活的骤然转变，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而逐渐与音乐、舞蹈分离开来，走上独立的路径。但“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诗歌与音乐之间联系没有被割断，伴随诗史的推进，反而得到张扬。“韵协而言顺，言顺而声入”，语言上的文从字顺，同声韵的协调相得益彰，成为诗语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与强调，不仅作为语言艺术性的必需，而且也是汉语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文法构造伸缩性大，容易形成齐整划一的对偶式结构，语音以清响浏亮的元音(母音)占绝大多数，还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分，使它特别富有音乐和谐悦耳的美感效应。古典诗学非常重视这一点。不少诗论家对此经过踏实的研究，从调、韵、节奏各个方面，指陈得失，剖析利弊，引导创作。

较早地把声律论应用于文学的是沈约，他在《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沈约自矜声律之学，为其首创。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把声律在文学中提高到如此地位，确属罕见。由于他过分看重声律，将其凌驾于艺术思维之上，矫枉过正，也常常遭到后人的非议。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总结前人的审音和审美经验，指出汉字声音本身有抑有扬，有双声、有叠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诗人创作时不能违反其自律性，否则声律配合稍有错乱，便会前后阻碍，往来不顺利。工夫集中在句子的“和”与句末的“韵”上。韵即韵脚，“押得韵来如砥柱，动移不得见功夫”，诗中有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处不牢，就会倾折崩蹋，让句末韵脚里元音的重复，造成声音的迂回宛转之美；“和”即不同字调的适当搭配，句子的谐会有高低抑扬的不同，发展到以后主要包括四声、双声、叠韵诸方面。古汉语四声，常以不同的声调，表现不同的情感态度，象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回，去声激励劲远，其腔高昂，“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平仄就由此延续而来，平仄的酌情运用，引起诗句音调起伏顿挫的变化，既符合诗律的要求，又恰到好处地体现情感波动。双声、叠韵词中，两字之间一般有相通的意蕴，清人李重华言：“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贞一斋诗话》)具有一种音节上的回环重叠之美。总之，避同求异，在错综中求和谐，是其精髓。

六朝时，已开始认识到声律在诗歌文本中的不可或缺的性质，对中国诗体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它明显具有“不完美的缺陷”。中唐诗僧皎然就曾严厉批评过沈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把声律看成一种规范化的形式，认为只有“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诗式》)，才不至于损害诗之整体情境。近体诗的诞生，昭示中国诗歌艺术走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体诗的成熟，即是汉语音律学在诗歌领域里实践的自觉的标志。这从辨析诗文的区别时就可看出。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指出：“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诗的“陶写情性，感发志意”的作用，总是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通过谐和的声律而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歌吟咏叹，流通动荡”，语辞高可讽，长可咏，清便宛转，富于乐感的美声，没有高下长短、悠扬委曲的音节，就不会有诗体的存在。如果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就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则古之教化，何必诗律一体呢？诗歌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因为它“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立一门户，其他文体无法取而代之。李氏把诗的音乐性与诗情结为一体，是诗歌语言观念的重大转折。它说明好的诗语具有音乐之美感，但诗的乐感并不独立出来，只作为艺术思维的一个内在因素而存在，是为表达性情生成的。它的音乐美，在于更好地体现诗人或喜或悲、或忧或乐的情绪意念，创造一种声情并茂的境界。

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因素与意境的相辅相成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王维《山居秋暝》里的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予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联乃千古名句，为后人广泛称道。从音节上看，前二字为名词语，中二字为方位语，末字为动词语，属二二一拍，错落有致，迂徐起伏。上句五个字，元音分别为齐齿呼、撮口呼、开口呼、齐齿呼、开口呼，大体上是由敛到放，与月光下泻由聚到散的情景相切；下句“清泉”二字声母同是舌面音，“石上”二字皆为舌尖后音，分别近似双声，音质响亮铿锵，而“流”字则以圆润收结，大致是由脆而圆，与泉流石上清脆而又滑动的情状相应。全联“一气相生，词意浑成”，听觉、视觉意象俱全，音节和诗意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幅圆满自在、清逸宁静的画境，跃然纸上。正因为诗一方面注重音乐美，乐感是诗语与生俱来的特质，另一方面受诗意所决定，为表达情性提供最佳寓所，才使其语言作为自身的存在方式，有着鲜明的特色。

质而言之，我国古典诗歌语言，因其使用语种的独特性和限制性，在本体意义上，呈示一种极富于个性化的存在方式。它的语词结构具有极大的伸缩性，迹化的境象涵盖多重意味，在变动不居的时间流衍中，具有空间的延展性。诗之格律，表征了外在自然与内在心灵之生命节律的感应、汇通。字无虚设，语出常境，情性流转其中，意境悠远深邃，体现了中国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葱茏絪緼、充盈生机的人生观念与审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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