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离婚的名人

网上有关“民国时期离婚的名人”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民国时期离婚的名人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民国时期时期历史名人较多，如革命先烈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从事政治的于右任、孔祥熙、王士珍等，军事方面有丁超、白崇禧、王占元等，外交人才刁作谦、王宠惠、伍朝枢等，教育方面的李石曾、李书华、章士钊等，学术学者丁谦、王国维、王式通等，以下列举部分个人简介：

1、孙中山

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

岳_恒做什么的

成功前的“准备”

玻尔在童年时代是一个行动缓慢但做事专心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各门功课都很好，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他还酷爱文学，但本族语学得很费力。他一生都用功克服这一困难，花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地抄写手稿，不管是科学论文、大会发言稿，还是给朋友的信件。这反映了玻尔对准确性的迫切要求和使自己的著作能传递尽可能多信息的强烈愿望。为了培养玻尔的动手能力，他父亲为他购置了车床和工具。心灵手巧的玻尔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金工技术，并敢于修理一切损坏了的东西，家里的钟表或自行车坏了，都是玻尔自己动手修理。

足球轶事

玻尔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后，很快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学足球俱乐部的明星守门员，他习惯在足球场上一边心不在焉地守着球门，一边用粉笔在门框上排演着公式。玻尔后来进入科研机构，专心于原子物理研究，但他仍不忘心爱的足球，业余时间常把踢足球当做休息,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球星”。不过他也有分神的时候，据丹麦AB队史料记载，在一场AB队与德国特维达队的比赛中，德国人外围远射，玻尔却在门柱旁边思考一道数学难题。

亦敌亦友

玻尔和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相识的。那一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结下了长达35年的友谊。但也就是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两人即在认识上发生分歧，随之展开了终身论战。他们只要见面，就会唇枪舌剑，辩论不已。1946年，玻尔为纪念爱因斯坦70寿辰文集撰写文章。当文集出版时，爱因斯坦则在文集末尾撰写了长篇《答词》，尖锐反驳玻尔等人的观点。他们的论战长达30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去世。但是，长期论战丝毫不影响他们深厚的情谊，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尊重。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由于当时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直到1922年秋才回避相对论的争论，授予他上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并决定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这两项决定破例同时发表。爱因斯坦当时正赴日本，在途经上海时接到了授奖通知。而玻尔对爱因斯坦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深感不安，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获奖。因此，当玻尔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旅途中的爱因斯坦。玻尔非常谦虚，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此，爱因斯坦能在他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他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爱因斯坦在接到玻尔的信后，当即回了信。信中说：“我在日本启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诺贝尔奖一样，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您的这种担心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关于氧气面罩

二战与战后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丹麦，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与玻尔相见，即哥本哈根会见。此次会谈的内容各当事人说法不一，至今仍然在争论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海森堡的话让玻尔十分生气，并损害了他们俩的友谊。为避免被德军扣留，玻尔被迫于1943年逃离丹麦，坐船前往瑞典，然后坐一架小飞机到达伦敦。为了防止被人发现，飞机要飞得很高。据说玻尔因为专心思考，而忘记了戴氧气面罩；另一种说法是玻尔的头太大，面罩尺寸不合适，使得玻尔在空中曾失去了知觉。 1937年初，尼耳斯·玻尔与夫人玛格丽特和儿子汉斯·玻尔访问美国。2月初，当时在美国的周培源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委托，邀请玻尔访华。2月27日，北平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致电玻尔（美国加州伯克利转），邀请他顺访北平。3月11日，吴有训又致电玻尔，邀请他访问中国。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蔡元培、李书华、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孙洪芬联合发出正式邀请信，请玻尔访华。4月10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再次致函玻尔，邀请他访华。

1937年4月30日玻尔给吴有训回信，感谢来自中国大学和科学机构的邀请，并告知将于5月20日到达上海，在中国逗留两三个星期。在中国讲演的题目是“原子核”和“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5月7日，玻尔又致函吴有训，信中说收到了浙江大学的邀请，所以想把杭州之行纳入他在中国的旅行日程之中。5月7日吴有训回复玻尔，寄上玻尔在中国旅行的日程草案，征求他的同意。

1937年5月20日（星期天）下午4时，玻尔偕夫人及儿子汉斯·玻尔乘客轮抵达上海，受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及上海科学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下榻花园饭店。

5月21日上午10时，丁燮林陪同玻尔父子参观物理研究所。下午又陪玻尔到上海交通大学讲“原子核”。演讲后由交大校长黎照寰设茶点款待。晚7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在北四川路新亚酒楼联合宴请玻尔教授及夫人和公子。物理研究所顾静徽女士（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物理学博士）在座。

5月22日上午10时，丁燮林、杨肇濂等陪同玻尔一家到上海市中心区参观。晚上，由中国物理学会、化学会及中国科学社设宴款待。

5月23日玻尔一家由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陪同，于8时25分乘火车赴杭州。12时30分到达杭州，受到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教授、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等物理学家的欢迎，下榻西泠饭店。下午游西湖。晚7时，竺可桢校长在大华饭店设宴招待。竺可桢因事未能出席，由一位哲学家（可能是郑晓沧）代表主持。

5月24日上午9时，胡刚复、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张绍宗、梅光迪夫人陪同玻尔一家游览了西湖、灵隐寺、龙井、九溪十八涧、六和塔等地。下午5时，玻尔在浙大文理学院作了题为“原子核”的讲演。讲演时间约一小时半，会议由竺可桢校长主持。胡刚复作简要介绍。

晚7时半，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及夫人朱程佩芬在省府设宴款待玻尔夫妇及公子。应邀作陪的有竺可桢、程远帆夫妇、梅光迪夫妇、楼光来、胡刚复和郑晓沧。

在玻尔访问杭州期间，王淦昌与束星北和他讨论了许多物理问题。王淦昌曾问他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宇宙线中的簇射现象。玻尔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这种现象是由电磁相互作用引起的。从1927年到1937年，玻尔和爱因斯坦已就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进行长达十年的争论，其间1927、1930、1935是三次高潮。在杭州，束星北直截了当地问玻尔对这场大论战持什么看法。玻尔直率地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而爱因斯坦的想法不对。40多年后对量子“纠缠态”的实验确认，证明玻尔确实是对的。

5月25日上午8时，玻尔一家乘火车去上海，何增禄、王淦昌、束星北陪送至长安站告别。玻尔一家在上海进午餐和晚餐，晚12时，坐火车去南京；丁燮林到车站与玻尔告别。

5月26日（星期三）早晨，玻尔一家到达南京。中央研究院秘书王毅候和国立中央大学周教授（可能是周同庆）到车站迎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5月24日就留下了一封欢迎信，说明因自己不在南京，为不能到车站欢迎您深感遗憾，并希望玻尔在南京的短暂停留愉快。

在南京期间，玻尔在中央大学科学馆作了题为“原子核”的讲演，在中央大学讲了“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游览了明孝陵和中山陵，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出席了若干活动，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赵元任教授等进行了交流，并访问了金陵女子学院。

5月28日玻尔夫妇与公子于上午7时45分乘火车离开南京赴北平。

5月29日（星期六）下午1时55分，玻尔一行到达北平前门车站，受到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正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树人）、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孙洪芬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下榻北京饭店501房间。下午游了北海公园。

5月30日上午9时，吴有训陪同玻尔夫妇与公子游了天坛，午餐后，又陪他们游览了故宫。晚7时，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联合宴请玻尔夫妇与公子，座设松公府北大教职员俱乐部。

5月31日，上午10时，北大饶毓泰教授陪同玻尔一家游览景山。下午3时，玻尔在北大理学院讲演厅作题为“原子核”的讲演。在讲演前，玻尔参观了北大物理实验室。在该室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做了研究拉曼效应的光谱实验，并在测量“苯”的光谱时发现了两条很相近的谱线，一条强度大，而一条却很弱。当玻尔看到光谱照片时，对我国物理学家能在当时条件下拍好需要几百小时的曝光时间才能拍下的照片表示十分赞赏。讲演以后在花园中饮茶喝咖啡。然后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夫妇以及中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合影。

从6月1日到6月6日，玻尔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等名胜古迹。在吴有训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赵忠尧和霍秉权的实验室，在梅贻琦校长家中用餐。他还参观了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在北大理学院作有关“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的讲演，参加了中国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举办的若干活动，与众多科学文化界人士曾昭抡、熊庆来、洪谦等进行了交流。

6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时，玻尔在北大又作一次非正式讲演并参加讨论，之后玻尔夫妇与公子一起被邀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用午餐。晚上，玻尔一家乘火车去山海关，再转乘火车赴苏联。

在玻尔来华前在美国时，柯达胶卷公司送他一部小**机和彩色**胶卷（当时还是试用的非卖品）。玻尔在泸杭路的火车上，在杭州游览西湖、岳坟、灵隐寺时，在南京游览明陵和中山陵时，在北平游览十三陵时，拍了沿途风光。在北平还拍了用花轿迎亲的场面。特别珍贵的是，影片记录了浙江大学何增禄、王琻昌、束星北三教授在浙江长安车站翘首送别，依依不舍的情景。这可能是在中国拍摄的最早一部彩色**（现存丹麦玻尔文献馆）。

在玻尔访问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期间，上海《大公报》、杭州《东南日报》、南京《中央日报》、北平的《晨报》都有所报道。在玻尔离开中国以后，1937年7月1日出版的《学艺》杂志第16卷第3号，发表了戴运轨的“Bohr教授的讲演”和石延汉的“波尔（NilesBohr）氏和量子论”两篇文章。戴运轨的文章称玻尔是“20世纪原子物理学的开拓者”，并介绍了玻尔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两次讲演。石延汉的文章称玻尔是“世界今日最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玻尔离开北平后一个月，就发生了卢沟桥事件，中国进入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3年国内战争。在此期间，玻尔与中国联系不多，有交往的仅有张宗燧（物理学家，哲学家张东荪的儿子）、胡宁（物理学家）、罗忠恕（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等几位学者。特别是张宗燧，他在玻尔研究所工作时间最长，与玻尔交往最久，和玻尔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人的友谊。

岳_恒

岳_恒，物理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络合物光学研究和物理学教学工作。在旋光学应用于物理化学的研究中，发展了P．觉布的连续变化法，研究了酒石酸金属离子络合物的组成和稳定度，创出络合物光学研究的新途径；50年代继续这一工作，拓宽了络合物光学研究的领域。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科学人才，为西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名：岳_恒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陕西省长安县

出生日期：1902年11月20日

逝世日期：1961年5月24日

职业：物理学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铜与酒石酸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研究

简介

岳_恒，又名陋吾、鲁吾，1902年1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岳少农，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岳_恒从小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学习，喜爱语文、算术、理化等课程。1918年，他就学于西安第三中学，学习成绩优异，尤以算术、理化、英语等课程的学习成绩最佳，连续八个学期均为全校第一名。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受李子洲、魏野畴等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了陕西旅京学生组织的政治性团体——共进社，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各项进步学生活动。1926年，共进社被奉派军阀摧残解散，他也因此遭到缉捕，后躲入天津日租界才幸免遇难。当时他深感政治黑暗，思想苦闷。由于他父亲的劝诫，他放弃了政治活动，相信科学救国，走上了研究学术的道路，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习。1928年，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受物理系主任李书华教授的影响，决定毕业后去法国留学。1928年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又在巴黎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4年，准备博士论文，1936年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6年岳_恒回国后，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教授。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他坚决不为日伪政权服务，辞职返回陕西。1937年10月到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又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1941年8月担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1947年10月任西北大学教务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在这段时间，岳_恒为保护和发展西北大学做出了贡献。1948年，物价飞涨，学生的“公费”维持不了生活。为此，岳_恒受校长委派，与南京政府教育部进行交涉，经过据理力争，迫使政府提高学生伙食标准，从而安定了学生情绪，稳定了学校秩序。1948年底，在西北大学校园内展开了一场迁校和反迁校的斗争。以胡宗南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和西北大学的某些人主张把学校迁往四川，煽动一些师生闹事；而以中国***地下党为核心的进步势力，坚决反对迁校。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岳_恒和校长杨钟键采取应付措施，与前来监督迁校的胡宗南及其代表进行了周旋，抵制了迁校命令，保护了西北大学的财产，使西北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岳_恒继续在西北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物理系主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代主任委员、副校长等职务，为西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毕生精力。同时，他还先后担任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50年起，他被推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中国物理学会西安分会理事长等职务。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后，他被选为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物理学会理事长。1961年5月24日病逝于西安。

铬合物的光学研究

岳_恒在法国9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进行旋光学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研究，用旋光学方法研究酒石酸金属离子络合物的组成和稳定度。

1926年，P．觉布首先提出连续变化法，并将该方法用于对硫酸镉和碘化钾组成的络合物的研究，所选择的物理性质是吸光系数。同年，E．达莫瓦（Darmois）把连续变化法应用到硼酸和酒石酸组成的络合物的研究上，所选择的络合物的物理性质是旋光度。在当时，金属络合物已引起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关注。但是，由于一些金属络合物不易获得，因此使金属络合物的研究显得非常困难。人们只知道为数很少的固态络合物，而对其结构几乎一无所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932年起，岳_恒在E．达莫瓦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有关酒石酸与金属离子组成的金属络合物的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岳_恒发展了P．觉布提出的连续变化法，并把它广泛地应用到酒石酸及其衍生化合物和硼、钨、铜、铝、钍、锑等金属元素组成络合物的研究。测量这些络合物在溶液中的旋光度的变化，从而研究这些络合物的组成和稳定度，及其对酒石酸和酒石酸盐的旋光性能的影响。还研究了酒石酸某些衍生物的晶体结构。在研究工作中，他发现了氢氟酸浸蚀玻璃的旋光研究法，以及碱性溶液浸蚀铝及其合金的旋光研究法。这两项发明的特点是不需要进行重量分析，从观测旋光度的变化，就可以快速测出玻璃对氢氟酸的抗蚀力和碱性溶液对铝及其合金的浸蚀程度。这种旋光研究法比较简便、实用，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测量方法。

在9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先后写成10余篇论文。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几种酒石酸络合物的组成及其在物理化学应用上的实验研究》中，这篇论文发表在法国《物理化学学报》1936年第33期上。他在当时做出的上述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是把旋光学方法应用于金属络合物研究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创造的研究方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络合物分子结构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因此，他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创出了把旋光学方法应用于络合物光学研究的新途径。

1936年，岳_恒回国时，原拟继续进行旋光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无法实现。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他决定“重操旧业”，恢复中断了多年的络合物光学研究工作，在学术上做出新贡献。他把物理、化学两系的部分教师组织起来，互相协作，并亲自指导研究生，集中大家的智慧，开展研究工作。他坚持科学研究选题要为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服务，要解决生产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们应用连续变化法原理，研究了氧化钨和酒石酸组成的胶体络合物、酒石酸及其盐类和氯化铁形成的络合物、铜、镍、钻和酒石酸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性质。不仅测量了旋光度的变化，还测量了光密度、吸光度和折光度，做了圆双色效应（Cotton效应）的研究；确定了这些络合物的组分比和存在的条件；用旋光学方法得到了胶体络合物中几种酸强度的比较，证明了旋光学方法比常用的静力学方法简易、方便；还用旋光学方法探明铁和酒石酸组成的络离子具有两个羧基。从1955—1961年，他们先后写出了8篇论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中国物理学会1963年论文摘要（光学与光谱学）》等刊物上。他在这个时期的学术成就是拓宽了络合物光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出一条有特色的、系统的络合物光学研究的途径。

1959年物理化学家徐光宪教授发表文章总结化学、化工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对岳_恒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对络合物的研究比较系统。无疑，岳_恒的研究工作为国内同行研究金属络合物奠定了基础。

培养人才

从法国回国后，岳_恒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物理学教学工作。西北大学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重建的，物理系的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不足，又缺少现成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岳_恒首先重视教材建设，利用自己擅长英语、法语的特点，参阅多种国外教科书，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等十多种讲义，解决了师生在教和学方面缺少教材的困难。物理系凡是没有人能讲授的课程，几乎都由他讲授，他先后讲授过14门课程。他认为，学生应学好基础理论课，为以后继续深入学习或是搞研究工作奠定基础，他在讲课中，注重基本概念的讲解，有时还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帮助学生理解讲课内容，掌握好基本概念和原理。他还要求学生重视物理实验课，掌握实验技能，培养动手能力。在讲课中，他还注重讲重点、讲难点、讲方法。即使像原子物理和波动力学这样较为深奥的课程，经过他的生动讲述，学生感到浅显易懂。当学生对探索微观世界所用的方法感到不可理解时，提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设？为什么能够用假设推出的结果来证明假设的正确性？他回答说：假设有一间黑房子，我们既看不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房子有一个小窗口，我们可以向里面扔进一些石子。如果里面放有各种乐器，我们就会从鼓的回声断定某个方位有一面鼓，从有锣的回声断定某个方位有一面锣。如此类推，就可以推断出这间看不见的黑房子里到底有哪些东西。这个比喻至今仍在当时学生的脑海中回荡。他还把科学方法的教育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岳_恒素以勤奋、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品德著称。他对教学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不管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再多、再忙，他都坚持认真备课，从不迟到早退。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接受，理解很深。他严于律己，又对学生从严要求。他既关心学生的业务学习，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和熏陶了几代人。

建设发展西北大学

岳_恒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育规律，为西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使专业设置

岳_恒认为，大学的专业设置应依照国家建设对各种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各校所在地区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以求满足国家需要。同时，根据各校发展方向与地区特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适当分工。在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中，高等教育部拟将西北大学的文、史、财经、地理等系并入兰州大学。岳_恒与学校其他负责人研究了这一问题，向高等教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根据综合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西北大学应保持文、史、财经等系科和专业；根据西北方面水土保持与根治黄河的任务，以及西安市居黄土高原的中心和黄河上、下游的中心，地理系有存在的必要。高等教育部最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而保持了西北大学系科专业设置的完整性，为西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又对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对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除稳定大多数系的原有专业外，在生物系设置了植物学专业，地理系设置了自然地理专业，地质系设置了石油地质专业，使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更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提出明确的培养要求

40年代，岳_恒在西北大学工作时就主张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课，而且更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树立爱国、报国、救国的思想。50年代，他根据党的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提出：要培养出数量足够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热心为人民服务、并能熟练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优秀科学工作者。在综合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要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合格人才。他认为，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必须“头脑清醒，意志坚强，并且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他提出的这些培养要求，在各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工作中得到了落实，使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他就撰文指出：“对于各种科学，应一体重视，照顾国家社会的需要，习工多于习理，诚为应加鼓励与赞助者，但不能轻视理论科学，理论科学不发展，应用科学根本不能发展。我们不反对多数的青年研究自然科学，必须提倡同样多数的青年研究社会科学；赞助大多数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青年，研究应用科学，但必须保留一部分意志坚定脑筋清楚的青年，学习理论科学。为国家前途百年计，非如此不可。”这是他对国家建设事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辩证关系的正确见解，对后人具有借鉴意义。

重视师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北大学在前进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师资缺乏。岳_恒和学校其他负责人都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影响，聘请著名教授和学者来校任教或讲学。在物理系，他曾聘请田渠教授来校任教，聘请虞宏正、潘承浩等来校讲学。1953年前后，他更感到学校师资缺乏和业务水平低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教学计划的要求，因此，师资培养是学校今后教学工作发展的重要任务，必须作长期打算。他要求各系“要在全校范围内，照顾到三五年内发展的远景加以通盘的筹划，制定各系的师资培养计划”。他提出师资培养与提高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校内培养为主的方针和校内外两条培养途径相结合的办法。在校内，他提倡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讲师、助教钻研业务课；在校外，他主张选派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外出进修。他在师资培养工作上的这些意见和措施，在西北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培养的许多教师，后来都成为各系发展的骨干力量。

自力更生

西北大学在前进中遇到的另一主要困难是缺乏实验仪器和设备，影响实验课的开设。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力争国家拨款、设法购置外，岳_恒还积极支持和主张学校办工厂，自己生产和维修仪器设备，满足实验教学的需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理系的普通物理实验，每个实验课题只有一套仪器，根本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在他的支持下，由龙际云教授负责办起了小型机械厂，聘请了三四位工人，加工制作实验仪器，使普通物理实验每个课题的仪器由一套增加到五套，满足了教学需要。这种自力更生制作实验仪器的事迹，在1954年曾受到高等教育部的表彰。

开展科学研究

岳_恒认为高等学校要正确处理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中要提高教学质量，离开科学研究是无路可走的。在高等学校中，教师首先要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这两项任务是相互配合的，不是相互矛盾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矛盾的情况只是暂时和局部的，问题在于对教师的力量要做适当的安排。他针对当时教师队伍的构成，提出了各类教师参加科学研究的具体安排意见，并和教务处的同志一起，对全校的科学研究做出了周密的规划。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繁忙的行政和社会工作中挤出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促进了西北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为提高西北大学的学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岳_恒青年时期即追求进步，热爱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拥护中国***的领导，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对党的文化政策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他曾撰文指出：“民族文化的形式是应当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要根据我国目前及以后的需要，取其适用之精华，摈斥其不适用之糟粕。对于自然科学我们要大部分吸收，对于社会科学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与社会现实情况加以选择、修改，全盘西化绝对不可，同时要推崇本国文学。”1959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

岳_恒一生辛勤工作，常常废寝忘食，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以致积劳成疾。1961年2月医生曾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但他仍抱病坚持工作。同年5月24日，他在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发言时，突然脑溢血猝发，经全力抢救无效而逝世。对于他的逝世，周培源教授在唁电中写道：“这是教育界和物理学界的极大损失。解放12年来，_恒同志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教育与物理学事业努力工作，做出显著成绩。他为知识分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人物简历

1902年1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

1922—1928年在北京大学理预科和物理系学习，毕业。

1928—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32年获硕士学位，1936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6—1937年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教授。

1937—1939年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1939—1949年任西北大学教授，1941年起兼任物理系主任，1947年起兼任教务长。

1949—1961年任西北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教务长。1949—1950年任校务委员会代主任委员。1957—1961年任副校长。

1961年5月24日病逝于西安。

主要论著

1岳_恒．融化的Na2SO4?10H2O及CaCl2?6H2O中之冰点分子量测定法．西北学术，1943（2）：54．

2岳_恒．酒石酸甲脂之旋光性研究．西北学术，1943（2）：55．